权力无所不在,世界上不存在一种不受权力影响的话语。如果我们忽略权力与翻译的关系就不能准确地概括翻译活动的本来面目,也就不能对某些翻译现象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哪里有翻译,哪里就有权力的运作。翻译与权力携手共存,翻译文本的选择和翻译策略的选定在很大程度上是权力话语的反映,同时又是对权力的构建。译者并非总是价值中立的,他(她)常常要听命于某种权力,其译文也往往服务于某种权力的建构。译者自始至终纠缠于各种权力的网络之中,其主体性作用的发挥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和制约。 本文以米歇尔·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为理论基础,利用后殖民批评中“民族主义”、“杂合理论”等理论视角对翻译活动中译者对原语文化中不同文本的选择和翻译策略选择的背后动因进行考察,并由此来揭示文化之间地位和权力的差异,以及译者所属的目的语文化相对于原语文化地位差异对翻译活动产生的影响,对在全球范围内大力推广的西方的语言、文化和思想提出了质疑,对为追求文化的“纯洁性”而对其它文化的差异性所采取的排斥态度进行了批判,进而对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各种形态的文化中心主义(种族中心主义、文化霸权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等)进行抨击。 本文通过对中外翻译史中有关译者、翻译活动与权力关系的史实进行个案分析,认为把翻译看作是一种纯粹的技艺性质的语言活动的传统翻译理论观是不全面的,远远不足以解释翻译作为一种社会文化行为的复杂性。认识翻译与权力差异和权力运作之间的密切联系有助于改变传统上把翻译从影响翻译活动的社会因素中孤立开来的做法。因而,用后殖民理论来透视翻译问题,特别是在中国这个特殊语境下研究翻译问题,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同时也是很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