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爆发后迁至陪都重庆的国民政府,之前就提出了“抗战建国”的大政方针,一为面对当时之抗战军兴,二为着眼于战后之国家建设,而包括音乐在内的文化诸领域,理所当然地是这一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音乐文化作为抗战建国方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民政府虽没有明确指出“乐教”为其音乐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但在各位掌权的统治阶层言论,及推行的音乐文化政策中表明,国民政府的伦理道德规范体系,是采取传统“乐教”思想来教化民众的。于是迁都重庆后重组或新筹建了专门的音乐教育机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机构分别为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以下简称音教委)、国立礼乐馆和(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以上三个机构均隶属国民政府教育部。音教委扮演国民政府教育部智囊团角色,其主要功能是为推行“乐教”出谋划策,并在一段时期内也肩负了执行部分政策的功能；国立礼乐馆是国家级研究机构,主要研究“乐教”中的制礼作乐；国立音乐院为其培养“乐教”所需的各种专门人才的基地。这三个音乐教育机构均是国民政府“乐教”思想体系的重要支撑点。此三者的研究,将会对了解陪都重庆各种零散音乐现象间的关联,以及“生发”原因,起到提纲挈领作用。本文应用历史文献学、系统论、统计分析等研究方法,意图从之前尚未得到全面开发运用的民国音乐挡案史料入手,对抗战时期陪都重庆三个具有代表性的音乐教育机构之组织、制度、工作流程、运作模式,和各种相关法律、法令、规章及其执行情况等,从音乐教育制度建设层面上作详考细察,并联系到具有深厚历史渊源的”乐教”思想以作评说,考察抽象的国民政府“乐教”思想,是如何通过具体机构实现的。企望能对中国近琪代音乐教育史的研究,提供以往未被关注的史料和开拓新的学术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