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他毕生专事历史研究和教育工作。在现代史学史上，他是唯一一位在通史、断代史和专史诸多领域里，都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历史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著名史学家严耕望，把吕思勉、陈垣、陈寅恪、钱穆一并推重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对于这样一位品德高洁、博学多识的史学大师，长期以来我们大陆史学界重视不够，研究不多，他的史学成就往往被人忽视。对吕思勉的研究，目前还主要集中在对他生平及学术的回忆和介绍上，专题性的研究论文不多，专门探讨其史学思想的文章更少，甚至可以说是空白。有鉴于此，本文拟就吕思勉史学思想中的几个主要问题，从史料观、史学功能论、史家修养论、史体论四个方面展开论述，希望借此能为吕思勉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稍尽绵薄之力。吕思勉治史特别重视史料，对史料的内容范围、类别、价值以及搜索、考订和运用史料的原则及方法等等多有论述，颇有特点和价值。他把史料范围推廓得很广。吕思勉把史料分为两种九类。他特别重视史料的搜辑与考证，强调要按一定的专题去搜辑，当务之急是作史料汇编。他专门总结了书籍、实物、古事的辨伪考证方法。对于各种史料的价值，吕思勉也有自己的分析与判断。吕思勉史料价值观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对二十四史等常见文献史料的特别倚重。一般认为，史学具有认识、殷鉴、经世、教化等功能，吕思勉基本认同这些功能，而且有自己的理解和认识。历史的认识功能毋庸置疑；他对旧史记载的客观性甚至历史学科本身的精确性，却有着谨慎的乐观，他不一味“疑古”，也不一味“崇古”。吕思勉对史学经世有自己的独特看法，他坚持学以致用，力戒为学术而学术，但他对史学功能的具体化、庸俗化是有微词的，曾说，“学问只分求真”，“宜置致用于度外”。吕思勉史家修养论的核心是求真的思想，亦即传统的“直笔”“直书”的精神。吕思勉认为只有绝去名利之念，才能成为真正的学者。他认为一个史学工作者不应该仅仅满足于为学术而学术，而应该具有时代责任感，关心社会现实，立志改革社会，积极为社会贡献心力。吕思勉在史体方面，有不少独到的见解。中国史书的体裁十分丰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史部之书分为正史、编年、记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等十五种，吕思勉在他的著作中曾分别对这十五种体裁一一加以评论。他自己的几部通史、断代史著作，在体裁上是一个新颖创制，可看作是纪事本末体和典志体的综合体裁。史书体例断限、标目和编次，如何记时、记地和记人，载言、载文、征引，以及议论、注释等体例，无论是理论认识还是写作实践，吕思勉都很重视史书的体例问题，而且形成自己的特色。期待有更多的人关注这位恬淡勤谨、实事求是的史学大师，关注他博大精深、可泽被后世的史学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