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位列儒家经典“四书”之首,有宋以来尤受重视,历代皆有学者对其做过深入研究,且成果丰硕。但是这样一部重要的儒家文献,在其名义、成书等问题上却存在颇多争议。“大学”的名义为何?《大学》为谁所作?《大学》一篇在宋以前以及宋代的流传情况是怎样的?这些问题一直以来都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本文试图采用文献学与思想史相结合的方式,在总结整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大学》的名义、成书与流传问题做一次系统的梳理和合理的探讨。自古迄今,关于“大学”名义的讨论主要形成了以下三种观点:“大学即太学”、“大学即大人之学”、“大学即学问之大者”。本文从“大学之道”四字入手,经过论证,认为“大学”一词解释为“学问之大者”(即大的学问)较为合理。对于《大学》的成书问题前人有不少结论,如春秋战国之际的孔子、曾子、子思说,战国中后期的孟荀说,秦汉之际说,汉代成书说等等。但是我们发现,前人在研究过程中因为缺乏对文本的全面关照,导致结论有失偏颇。《大学》本为《礼记》中的一篇,根据前人对《礼记》编纂过程问题的研究,我们得出《大学》的成书最晚当在西汉之前。再将《大学》思想同曾子、子思、孟子、荀子的思想相对比,结合它所反映的时代背景,我们认为《大学》当成书于孔曾之后,孟荀之前的战国前期,不排除后人润色的可能。对于《大学》成书问题的分析研究,可以让我们对《大学》一篇在先秦儒家学术发展史上所处的地位有一个正确认识。自魏晋南北朝直至隋唐,佛、道大盛,儒学的学术地位日下。自中唐后,特别是有宋以来,士人为抵抗佛、道冲击,捍卫儒学,极力复兴儒学,开创了儒学发展的新局面!我们结合这一时期的社会背景与学术思潮,以及“四书”的形成过程,考察了《大学》一篇在唐以后特别是在宋代的流传过程。由于《大学》自身的特点以及当时学术发展的需要,使之成为“四书”之一,并且跃居首位,在这其中朱熹功不可没。通过对《大学》名义、成书以及流传问题的分析研究,使我们对《大学》一篇有了更深的认识。《大学》是先秦儒家承前启后的重要纲领;而它在宋代的再次复苏,也为儒学的复兴和宋明理学的生成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从而推动中国古代哲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