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国外称“文化人类学”)肇源于西方。促动民族学产生、形成的最直接原因,是源于管理的需要:西方殖民者为了更好地统治与管理殖民地,需要对殖民地土著民族的风俗、习惯、传统、制度及其沿革等,也就是文化,进行全面深入研究,以便为管理决策提供学术依据,为管理模式提供理论支持。所以,从一开始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就与管理和管理学结下不解之缘,成为管理决策的基础构成。 随着学科的发展,学科的分割细化在所难免,这虽然为深化研究带来好处,但也使学科功能产生萎缩和模糊,至少对于民族学和管理学这两个有着直接血缘关系的学科来说如此——民族学在很大程度上越来越满足于文化层面的分析研究,很少主动或有意识地将学科成果直接作用于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管理学则过多地热衷于管理原则、管理方法的研究,很少关注这些原则、方法产生于斯的文化土壤。于是我们看到,民族学画地为牢,固守着纯学术研究的狭小领地,在宏观和微观层面极大弱化了参与管理实践的学科建设价值取向;管理学则严重忽视了管理制度、原则和方法产生并最终获取其支撑才能发挥实践功效的文化母体,管理理论、原则和方法在实践层面出现水土不服,错用、弃用即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倾向,难以对管理实践发挥其应有的有效指导和作用。 因此,无论从历史渊源、学科建设的完整与完善以及实践需求等几个方面,接续、搭建和有效整合民族学与管理学之间本有的内在联﹃、尸多一 ﹄系,实属必要。 在读本科期间,我即对民族学发生了兴趣。在以后的二十多年工作中,这一兴趣并没有消减,特别是在内蒙古博物馆工作期间,结合本职业务需要,阅读了大量有关民族学的著作;同时,在这二十多年里,分别做过行政管理、企业管理和业务管理工作,涉猎了相关管理学著作,但一个基本的感觉是,管理理论与实践有着某种或多或少的脱节与错位,对此思考的结果是:除了其它原因外,无论管理学理论和原则的确立,还是将之运用于实践层面,都无法脱离文化的有效支撑。 坦率地讲,以前这种认识还属于一种自发的感觉。读博期间,在进行系统学习和研究之后,这一认识已经升华为一种学术和理论层面系统性的思考与追索。于是,我试图在民族学和管理学之间找到一个适宜的对接,进行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 导师给我确定学位论文方向之后,我认为是实现上述学术思考的一个非常好的学术视角。第一,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的汹涌,使民族传统文化遭遇全面危机—客观现实已经提出了某种鱼切需要,成为必须予以严重关注的时代课题;第二,将民族传统文化危机纳入系统的学术和理论分析之中,是构建实践层面危机管理和危机应对体系的基础性条件,以往的缺乏学术研究成果支撑的自发性举措,无以应对如此严重的危机;第三,根据我的工作经历、知识储备和结构,这是我感兴趣并且能够承担的研究课题。 综合国际学界的基本共识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中所表达的基本精神,这一研究课题至少牵动出如下紧密关联的学术问题:濒危文化的分布空间、历史沿革、文化价值、濒危程度、抢救及保护措施等等。考虑上述内容及学位论文要求,对学位论文内容结构做了安排,分为四章。 第一章提出了“发展危机”的概念并对此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扼要的界定与说明,同时运用这一概念所提供的观察角度,对于国内外传统文化危机状态下的应对以及传统文化之于社会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历时性的梳理分析,确立了本文的锲入角度和论说基点,提供了必要的立论与分析背景;第二章以“游牧文明—历史性危机下的历史性成功抉择”为题,充分利用内蒙古高原考古发现的最新成果,对于草原传统文化的历史由来、演化发展进行了颠覆传统认知的全新解读,对于草原传统文化的本质内涵予以探微索隐式的深度开发,对于草原传统文化价值特别是其当代价值给以必要的重建性阐释,进一步夯实了全文的立论基础;第三章重点分析草原传统文化现代条件下所遭遇的危机景况及其诱因,着重指出,危机之严重,不仅仅在于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外来文化对草原传统文化生存空间的蚕食和表现形态上的覆盖,更为严重的,凭借强大经济优势的外来文化,在不动声色之间,悄然改变甚至瓦解着人们的价值认知体系和价值判断标准,.正在摧毁草原传统文化的生存底线;第四章,运用现代危机管理理论,提出构建完善、有效的草原传统文化危机管理和危机应对体系的理论模式,具体论述了这一体系的基本构成和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今﹃、价尹/哪谓‘ 通过相关材料的逻辑组织,学位论文试图确立这样一种层次丰富的复合性主题:伴随全球经济一体化席卷而来的全球文化趋同现象,正在或已经瓦解传统文化的生存基础,导致对于传统文化价值判断标准的扭曲,混乱和失位,陷民族传统文化于全面危机之中;然而,无论发达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一再昭示:任何发展不能脱离传统文化的有效支撑,完全摒弃传统文化而一味追求所谓的发展,最后结果极有可能是“没有发展的增长”,从而导致更为深刻和全面性危机;从这一意义,抢救和保护民族传统文化就是在保护民族发展的最为基础J吐支撑,就是在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