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自诞生以来，凭借不断追求最大收益的内生动力，刺激着近现代的科技革命。在此基础上，国际分工不断扩展和深化，通过贸易、投资和人员流动，资本的纽带将整个世界空前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但是“现代科学技术和经济全体化的发展，并没有使世界各国都普遍受益，世界发展中的不平衡更趋严重”(江泽民在联合国千年首联会议上的讲话)。 自觉地融入多边贸易体系是中国国家战略的一部分，也是市场化改革在国际空间上的进一步延伸。经济国际化乃至全球化，将在根本上改变现有的国际关系格局。中国在这一新的国际关系格局中如何积极有效地维护国家利益。如何使中国的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在功能上长期保持动态一致。中国在国际化和全球化趋势中，必须建立并落实自己的大国战略。 本文通过对中西方开放进程的历史比较，对经济全球化下贸易方式及贸易政策的模型定量与定性分析，探讨中国的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关系，并对中国经济全球化下的开放战略的理论进行了探讨与逻辑推理。 现有的对经济全球化的研究往往处在发达国家行为逻辑和思维模式的引导之下。在研究人员、指导思想、行动路线及结论上不可避免的显示着某种痕迹。但是“现代科学技术和经济全体化的发展，并没有使世界各国都普遍受益，世界发展中的不平衡更趋严重。”产生这种不平衡的原因是由于世界经济具有明显等级制的“中心——外围”结构。作为中心的发达国家是世界经济的增长极，它借助等级制的、不对称的依赖关系与处在外围的发展中国家建立联系，通过对外围国家的掠夺来承担其不断扩大的外部性成本，这种塔形建筑的不断发展需要更大的基础深度。这种将越来越多的外围国家更进一步融入到这个等级制的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过程，就是今天的经济全球化。发达国家借助不对等的国际分工和设置贸易壁垒实现对外围国家的掠夺来承担其不断扩大的外部性成本。本文试图从这种不平等的等级制度入手描述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弱势地位，旨在表明发展中国家所处的现实环境和可能选择。作为一种相互联系的主导力量，发达国家居于世界经济中心极的现实决定了它在分析经济全球化下的发展中国家这一议题中的重要地位。发达国家推动的贸易自由化，虽然在福利的分配上还存在着不平等，但从动态看对提高各国的福利都有利。但 武汉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是近年来，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倾向却日趋明显。虽然，这种贸易安排从长期看不利于发达国家，因为贸易限制最终会影响到发展中国家的进口需求能力，更可能损害到发达国家外部化成本释放的空间，从而使这种“中心一外围”结构难认为继，但是有两大因素制约着发达国家政策的改变：从经济因素看，其国内就业的结构刚性和发达国家间博奔所形成的囚徒困境，制约着有关政策的改变；从制度因素看，保护贸易的形成原因和涉及方面就更加复杂。总之，除非来自于外部的强大冲击和经济行为方式改变所导致的制度变革，现有的贸易自由化进程不会产生自由贸易的结果。 因此，指望通过国家间的协议或某个国际性的组织（例如 WTO）来实现自由贸易是不现实的。虽然它们所起的积极作用不可否认，但是这些协议和组织是建立在现有的国际经济、政治架构上的，由于经济实力的差异决定了谈判中主导权的归属，所以它们存在的主观目的与客观现实是更多的体现发达国家的意志，以期巩固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只有当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利益取向一致时，它才会维护、推动这种利益的实现，反之则未必成立。要想真正达成长期的，可持续性的自由贸易安排，必须建立对等的国际经济联系。 本文还指出，以日韩模式为代表的“东亚奇迹”尽管有许多可资借鉴之外，但不能成为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道路选择。这既是因为“东亚奇迹”的产生离不开冷战时期该地区特殊的政治环境，更因为塔形的“中心一外围”结构下，外围对中心的支撑是有限度的。因此，原本居于外围的发展中国家能够进入中心增长极的数目是极为有限的，现有的发达国家主导的贸易自由化进程不会产生自山贸易的结果。只有内生于新的国际经济结构下的贸易安排，才能促使发展中国家实现普遍的增长和长期的繁荣。为此，发展中国家间必须开展广泛的合作，并不断增强自我发展的能力。 按照所研究的问题，各章节做如下安排：第一章论述开放以何种方式影响国内经济结构与制度的演进：第二章分析“中心——外围”结构与世界发展不平衡的成因；第三章试图解释经济全球化的实质与发展中国家经济成长的可能性；第四章讨论开放战略与中国改革的动态相关性。最后是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