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籍日裔作家石黑一雄一踏入文坛便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迄今为止,他已经发表了六部小说,几乎每部作品都为他赢得了良好声誉。很多评论家认为,石黑一雄的笔触“宁静”而“微妙”,是典型的日本作家的风格,并将石黑一雄和维·苏·奈保尔、萨尔曼·拉什迪并称为“英语后殖民小说三杰”(任一鸣,瞿世镜,2003:49),认为其作品体现了移民的漂泊感、无归属感、失落感和错位感,认为其作品关注历史,关注文化冲突和文化杂交。评论家们也注意到了石黑一雄小说一贯的不可靠叙述,并对叙述主体的心理活动进行了分析。这些评论对石黑一雄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有效的阐释,但忽略了石黑一雄本人的创作思想和个人见解。本文通过文本的语境化和语境的文本化,结合创伤理论,以《上海孤儿》为实例,分析指出石黑一雄的小说是“创伤小说”。“创伤小说”这一术语是由英国纽卡斯尔大学英文学院“当代文学与理论”讲师安妮·怀特赫德,首次在其专著《创伤小说》(2004)中提出的。通过对作家和作品的分析,本文认为,《上海孤儿》让我们在三个层面上见证了创伤。首先,小说书写的是叙述者班克斯个人的创伤及其愈合过程。回忆时通过不可靠的叙述否认脆弱的自我和行动中寻求父母的下落是班克斯创伤愈合的主要过程。小说有效地利用了自传体记忆这一形式,通过大量的戏剧反讽暗示了叙述者班克斯的不可靠叙述,向读者展示了遭受创伤并正在愈合的叙述者的复杂的叙述心态,展示了沦为孤儿的班克斯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压抑自己,转移注意力,从事具有“伟大意义”的侦探职业,又在叙述时否定脆弱的自我,重构一个坚强的、能够摆脱心理创伤的自我。作为应对创伤和压制创伤的一种策略,班克斯不可靠的叙述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寻求父母的下落是班克斯创伤愈合的另一途径。班克斯寻求父母的下落是为了改变他的孤儿身份,同时也是见证自己的创伤的过程。只有查明父母失踪的真相,班克斯才能把握创伤经历的意义,创伤才可能得以愈合。然而,班克斯的上海之行突出体现了创伤对他的影响。他的意识出现了“解离”(dissociation),或者说出现了“双重意识”(double consciousness)。他混淆了过去和朋友山下哲的童年游戏与现在的现实,意识固恋于过去的童年,因此,虽然时隔二十多年,他认为父母依然被绑架者关押在某所老屋,认为他所见到的日本兵就是他一直在寻找的童年朋友哲。班克斯见证自我创伤的过程也面临着再次遭受创伤的危机。他的“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