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从企业内部治理机制探析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进而规范资本市场,并通过法律法规形式来保护投资者利益,已成为学术研究领域的新趋势。　　首先,本文对相关文献和基础理论进行综述,再对2012年沪深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现状进行了分析,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总体上仍处于低水平,主要表现在信息披露不全、自愿披露动力不足等方面。　　笔者认为内部治理机制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关键在于选用何种变量特征来衡量内部治理结构各部分的治理效率。由于对公司内部治理结构效率影响的因素非常复杂,不可能将所有因素都考虑在内;尽可能达到“相对满意”的结果是本文追求的目标,为了便于定量分析和实证研究,在选取(变量)特征时有必要简化自变量。　　然后,本文在内部治理机制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分析的基础上,依据2011-2012年的沪市A股400个样本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得出初步结果如下:　　(1)股权集中度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水平呈倒 U型关系,意味着股权集中度太高、太低都不利于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中监督约束机制的运行。(2)董事会规模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水平呈正相关,但相关性并不显著。独立董事制度的建立,更好地发挥了内部治理监督约束机制的效用;领导权结构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水平之间关系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趋同的领导权结构的影响力不太明显。(3)监事会规模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水平之间呈正相关,说明监事会人数的增多有助于提高管理层披露更多、更详细的内部控制信息。(4)经理层持股比例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水平之间无相关关系,究其原因可能是目前绝大部分公司尚未引入股权激励机制,致使经理层激励特征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作用不能有效发挥。　　最后,针对股权集中度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水平的非线性关系建立了门槛回归模型,进一步考察了股权集中度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水平之间的关系在股权集中度的影响下表现出的门槛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