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至民国初期是社会动荡战乱频繁的时代,内忧频现、外患不断,中华民族危机日趋严重,救亡图存、富国强兵成为时代主题。在此背景下,伴随着西方“男女平等”、“女性教育”等文明观念的传入,近代意义上的女子教育,在清末的中华大地上缓慢萌芽,中国人自办的女子学堂在民间逐渐兴办起来。于是,一系列专门为女子学堂打造的新式女子教科书应运诞生。腐朽没落的清政府虽一再抵制新式女子教育,但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在1907年颁布了《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正式将女子教育纳入官方的学制系统。为了掌控新式女子教科书市场,清政府成立了学部编译局自编女子教科书,并对民间出版的各类教科书实行严格的审定。民国成立后,女子教育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体系,女子教科书的编写也因此走向规范、成熟与繁荣。随着五四运动对“男女平等”的倡导,以及男女合校运动的展开,女子教科书逐渐淡出历史舞台,1922年,中华民国政府确立了不分性别、男女同校的单轨学制,女子教科书完成其历史使命,消失在历史洪流之中。近代的中国被描述为一个“被全球化”的时代,资本主义扩张、帝国主义入侵,以及知识和实践的全球流通,中国被“抛入”世界之中并与异质文化频繁接触、对抗和互动。此时国家、民族、个人身份都处在一个根本性的“再构”之中,女子教科书作为一种文化产品既是这种“再构”直接和有效的工具,又是其有机组成部分之一,它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水乳交融,积极参与了历史文化塑造。基于这样的认识,本研究主要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检阅清末民初二十几年间的女子教科书,考察其间的文化传承与创新,全文分为五个部分：绪论部分进行论文的基础性工作,涉及到研究的缘起、意义,与论文相关的关键概念的界定,对相关研究文献的梳理评述,在此基础上理出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内容,选择恰当的研究方法。第二部分是论文的第二章,对清末民初女子教科书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发展历程进行历史性梳理,认为女子教科书的产生与发展经历了四个时期：1895-1906年是女子教科书的初创期,1907-1911年是女子教科书逐步规范期,1912-1919年是女子教科书的成熟期,1919-1922是女子教科书的衰落期。全景式阐述了女子教科书的概貌。第三部分是论文的第三章,作为文章的理论性章节,搭建起女子教科书与文化之间的桥梁。首先阐释教科书的文化本质和功能,认为教科书既是人类文化的载体,也是作为一种对象化的文化存在,它具有文化选择、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的功能。其次,清末民初女子教科书的文化特征体现在文化对象的针对性、文化的时代转型性和文化的中西冲突性三个方面。第四部分是论文的主体部分,包括第四、五两章。通过对清末民初二十几年间各类女子教科书的文本阅读,考察这些文本所进行的文化传承与创新。笔者认为,女子教科书的文化传承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坚持传统的“道德教化优先于才学培养”观念。尽管清末民初女子教科书在才、德观念上有了一些变化,但在处理二者关系时,却仍然沿用了传统文化的惯习——将女子道德发展置于比才学更重要的地位；(3)女子教科书无论是在内容选择还是在编写形式上处处体现出“家为国本”这一传统理念；(4)女子教科书体现出尊孔崇儒与孝道仁义思想的传承；(2)在女性性别理想上,仍然带有传统的“男外女内”的影子。女子教科书的文化创新也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女性身体观念发生了由“家”到“国”的转变；(2)引入“国家”、“社会”观念,塑造现代“女国民”形象；(3)倡导“科学”、“民主”的教育观；(4)提倡自由、平等、自立、自强。第五部分是论文的第六章,反思清末民初女子教科书的文化传承与创新,总结提炼其对当下教科书更好地发挥传承创新功能的启示。笔者认为清末民初女子教科书的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积极作用表现在：促进了女子教育的变革；促进了女性的解放；促进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历史局限性主要表现在：第一,女子教科书的传承与创新出发点并不是真正的妇女解放,在促进妇女自我觉醒的程度上还是很有限的。第二,之所以出现了以女性为中心的各类教科书,是出于女子学堂教学的需要,而非要男性占据主导地位的教科书文化。第三,道德成为女子教科书文化选择的要旨。女子教科书的文化传承与创新首要考虑的是女性的德性发展,而不是女性的个性发展。第四,女子教科书出于强国保种的文化要求,在进行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过程中,强化女性的传统特质,这就限制了女学生的自我认知。第二方面,运用归纳的方法,从特殊上升到一般,从女子教科书到现代一般教科书,认为在发挥教科书的文化传承与创新功能时,首先要考虑教科书的文化传承与创新必须结合实际,包括结合社会历史发展的实际和学生的实际；其次保持文化的开放性,在传承与创新中广泛吸纳古今中外各种文化之长；再次,紧跟时代步伐,充分展现女性新形象,体现女性个性。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归纳了清末民初女子教科书对女性形象建构的基本模式及其深层的思想文化内涵,并对今后的研究进行了展望。同时,提出教科书的编写要以包容和开放的胸怀,兼取传统文化和新文化的精华,这有助于中国文化的发展脚步始终稳健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