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2022年年初海关总署公布的贸易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全年的进出口总值达到了39.1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21.4%,其中进出口总值和出口总值都创了历史新高。自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出口贸易对我国的国民经济增长做出巨大的贡献。然而,在目前全球经济发展缓慢,各国贸易摩擦加大,以及疫情不断反复的情况下,如何调整出口贸易发展的模式以及优化我国出口贸易的结构就成为了发展我国出口贸易的关键。伴随着通讯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与普及应用,以人工智能、5G、大数据等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概念近年来层出不穷,这些现象都在告诉我们,数字经济的时代已然来临。数字经济是信息科技与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所必然出现的产物,也是一种高级的经济新形态。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会对社会经济与生活的发展提供巨大的源动力,不仅能够推动技术领域的深化变革,还能加快升级产业结构,并引领各地区经济相对均衡发展。基于此背景,本文从出口二元边际的角度研究分析数字技术的应用对我国企业出口的影响。为了厘清数字经济对我国出口贸易所产生的影响,本文基于现有的相关文献,从要素禀赋理论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这两个理论层面进行分析,为后续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企业出口贸易影响奠定了一定理论基础。通过影响机制分析得出,数字经济是通过企业的交易成本和生产效率这两条途径对企业出口贸易产生影响的。在实证研究方面,本文主要使用了固定效应模型的面板回归,倾向性得分匹配方法以及倾向性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方法这三种计量方法,从企业的出口集约边际和出口扩展边际这两个角度,来考察使用数字技术对我国企业出口贸易的影响,得到如下发现:第一,通过双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的结果显示,企业使用数字技术会显著提高其出口贸易活动,给其出口集约边际与出口扩展边际带来不同程度的提高。为避免OLS回归中可能出现的样本自我选择偏误的内生性问题,使用了倾向性得分匹配法与倾向性得分匹配后的双重差分方法进一步分析。根据PSM-DID回归的结果显示,使用数字技术依然可以显著促进我国企业开展出口贸易活动,具体来说,企业的数字技术水平每提高1%会带来企业出口规模的扩大与企业出口概率的提高,各回归结果间的差异较小,说明其回归结果较为可靠。第二,通过稳健性检验,进一步证明使用数字技术可以促进我国企业出口贸易发展这一基本结论。在进行稳健性检验时利用了三种检验方法,即更改倾向性得分匹配法中最邻近匹配的匹配比例、将PSM匹配法改为马氏距离匹配法与半径匹配法以及将选取电子邮箱作为企业是否使用了数字技术的指标,再分别进行回归,其结果均显著为正。由此可以说明,本文采用倾向性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法是可行的,其回归结果是稳健的,进一步证明使用数字技术可以促进我国企业出口这一基本结论。第三,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以及不同规模的企业使用数字技术对其出口贸易活动的影响也不尽相同。从企业不同所在地的角度来说,东部、中部和西部企业三个子样本中,使用了数字技术的企业其出口贸易额有显著提高的大都分布在东部和中部,且东部要比中部受到的影响更大。从企业不同所有制的角度来说,国有、外资和民营企业三个子样本中,使用数字技术均会显著促进三种企业的出口贸易活动。从企业规模大小的角度来说,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三个子样本中,数字技术的使用对这三种企业出口活动都是显著促进的。第四,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对数字经济发展影响我国企业出口的作用机制进行考察,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会促使企业的交易成本发生转移,因此数字经济会通过影响交易成本的转移来促进企业的出口;数字经济发展会促使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因此数字经济会通过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来促进企业的出口。基于上述检验结果,本文提出如下建议对策:首先,制定数字经济发展的长期系统性规划,为数字经济发展做长期布局;其次,大力发展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为发展数字经济提供设施基础保障;再次,政府应支持企业数字化转型以及与数字技术相关的研发,为获得数字技术的竞争优势打下牢固的技术基础;最后,完善数字经济发展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确保信息安全,给予企业在数字技术发展方面的一定政策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