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年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出台,意味着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经由两年的地方试点,现已进入全面推行阶段。这项遵循实用主义思路、为现实所催生的制度不可避免地面临了理论供给不足的窘境,在实践运行中也产生适用范围不明确、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衔接不畅等一系列问题。明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以下简称“生态损害赔偿诉讼”）的性质及其在环境诉讼体系中的定位,对于解决这些问题并保证制度功能的有效发挥具有重要作用。生态损害赔偿诉讼与私益诉讼在诉讼目的、利益归属与理论基础方面存在根本区别,地方政府提起赔偿主张是基于对环境生态价值而非经济价值的保护,因此生态损害赔偿诉讼不应归属于私益诉讼。而借助公共信托原则,可以发现以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为基础的生态损害赔偿诉讼与公益诉讼在制度目的、利益归属、诉讼请求以及诉权与实体权利相分离等方面保持较高的一致性,人们对于良好环境与健康生态的需要催生了生态损害赔偿诉讼,并进一步决定诉讼利益最终归属社会公众,因此生态损害赔偿诉讼宜被定位为公益诉讼。通过对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权能加以重构,在传统物权法意义上的“所有权”权能之外,再赋予其管理、控制权能,可以获得我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理论基础——宪法上作为公权的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当然,以该国家所有权作为理论基础也具有一定局限性,即无法适用于非所有权客体的全人类共享的共用物,为此,可以以资源要素的不同类型作为分野,建立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与公共信托理论的二维理论基础构造。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为环境权理论与法定诉讼担当说。据此可以发现,生态损害赔偿诉讼与社会组织、检察机关提起的狭义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其理论基础不同,适用范围稍有区别,但同属广义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体系。未来环境司法的重点应放在生态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两项制度的衔接上,鉴于生态损害赔偿制度理论基础的特殊性,应排除政府以外的其他主体提起生态损害赔偿诉讼的资格,其它主体只能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同时确立“行政机关——社会组织——检察机关”的起诉顺位安排,充分发挥赔偿磋商的高效优势,允许各主体以共同原告身份起诉,在各主体之间构建案件通报与线索互通共享机制,促进环境诉讼制度体系持续稳定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