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境内学生的普通高中国际课程(以下简称“国际课程”)作为近几年基础教育改革的一个热点,随着国际化浪潮的抬升,在中国越来越受到政府的重视、学校的热衷和家庭的欢迎。人们出于表述方便以及约定俗成的讲法,统一称作“国际课程”。严格的讲,判断是不是国际课程,可以有两个标准：一看它的身世来源是否具有国际性,如国际文凭组织课程(IB课程),本身即面向世界各国的外交官子女设计开发的课程,从诞生之初就具有国际性,是无可争议的国际课程；二看学分适用的国际性,能不能被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高校认可。如英国的中学高级证书课程(A-LEVEL课程),美国面向高中学生的大学先修课程(AP课程),虽然来源于一个国家,但是高校广泛认可,学分适用范围具有国际性,也被称作国际课程。不少高中学校引进一类乃至多类国际课程,实施国际课程班等多种形式的国际课程教育。据不完全统计,有六种情况最为普遍：(1)引进世界组织开发的完全意义的国际课程,如国际文凭组织开发的IB课程；(2)引进外国国家级课程,如英国的A-LEVEL与IGCSE国际课程、美国的AP和GED国际课程(普通高中同等学历)等：(3)引进外国某个州开发的课程,如加拿大维多利亚州的VCE课程和不列颠省BC课程；(4)引进中外联合开发的国际课程,如PGA课程,该课程由美国大学考试委员会同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联合开发；(5)通过校校合作引进国外高中的课程；(6)引进国外高中课程中的部分科目。国际课程的引进和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活跃了高中办学思想、丰富了学校课改实践、拓宽了区域教育的多样性、增加了学生选择的机会。但是,由于举办初期,相应的政策和法律依据缺失,区域和学校各自为政,在课程选择、学籍管理、教师聘任、质量管理、费用收取、甚至是价值定位上随意性较大。因此引起很大争议,概括起来,观点主要有三种：一种观点认为必须规范管控普通高中引进和开设国际课程。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国际课程作为教育改革的一个新生事物,客观上需要一段自由生长的时空,过度强调规范,可能会抑制改革探索的热情,抑制教育活力。第三种观点认为要疏堵结合。疏,即通过体制和制度的安排为国际课程正面功能的发挥提供渠道和可能；堵,则是通过制度安排避免可能的问题的产生。这些争议揭示了国际课程存在的四大问题,提出了政策层面亟需破解的四大挑战：第一,认知混乱：国际课程为何与何为。为什么要引进国际课程?如何给国际课程的价值予以定位?第二,标准缺失：国际课程准入与举办。根据什么标准准入,依据是什么?哪些地区可以引进?应该由谁来举办?第三,运作之困：规范与质量保障。怎么招生?给不给学籍?收不收费?教师怎么管理怎么支持?公办高中与民办高中统一对待还是差别处理?第四,主权关涉：市场与文化渗透。如何避免可能的意识形态风险,如何做到不干扰我们的民族精神?如何解剖国际课程的市场与家庭需求?其中第四个问题和挑战的应对建基于前三个方面。认知混乱揭示的是对国际课程价值取向的模糊。对于国际课程的价值取向,不同类型的利益群体所持的价值取向不尽相同,可能有教育取向、市场性取向和公共利益取向。三大取向尽管有差别,但是并非没有交集,这个交集就是“学生”,普通高中国际课程应树立“以育人为核心的发展性取向”,其最大特征是“育人核心,学生首利”。标准缺失带来的是准入无据。拿什么准入呢?必须建立一种分析模型。准入许可是国际课程落地实施的首要环节。由于国际课程利弊并存的双面性,对于准入有的支持有的反对。由于双方考虑问题的立场不同,难免有失偏颇。站在公共决策的立场,我们需要一种分析模型,系统剖析国际课程所处的环境以及它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国际课程能否准入,要看三类要素,分别是区域条件导向要素、学校发展需求要素和社会(含家庭)响应推动要素。三类要素的背后是左右国际课程准入的三种力量,即区域支撑力、学校内驱力和社会响应力。当三种力量方向趋同(正向)时,则国际课程具备准入基础；反之,当三种力量方向不同(负向)时,则国际课程尚不具备准入的基础。基于此,形成了关于国际课程准入决策的四种类型,即正向支持型、正向抑制型、负向支持型和负向抑制型。科学规范的运作与管理是质量保障的基本手段,也是保证国际课程价值合理走向、避免主权关涉的关键环节。国际课程的实践运作,面临的操作性问题主要是中外课程如何组合、班制怎么安排、举办的机制架构、师资队伍的资质与质量怎么保证、如何招生、能不能收费、公办高中与民办高中要不要分类对待,等等。由于政策规范暂缺,因而操作方式不尽相同,导致问题丛生,如合作举办各方权益协定不清、国际课程科目“瘦身与虚胖”、教师队伍参差不齐稳定不足、公办高中收费两难、举办者资质不齐等。这些问题严重干扰了国际课程应有价值的发挥,不利于借鉴国际课程经验达到改革本土高中课程、完善育人模式的目的,急需在政策层面上加以考量解决。围绕四类问题和四大决策挑战,对于国际课程的政策编制提出如下建议：第一,应确立育人第一价值理念和学生首利的原则,瞄准培养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现代中国人。第二,建立课程准入制度,设置课程准入类型清单；第三,强化举办资质与条件审核,审核制度的要点包括举办机构资质与条件审核、办学导向与条件审核等。第四,实施学校分类差别管理,主要是公办高中和民办高中在招生、学籍和收费上分类差别管理问题,这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第五,深化公共服务与管理能力建设,主要包括增强教师专业支持和质量保障、成立国际课程与考试归口管理机构、成立省级国际考试中心、开展国内高校认可国际课程的试点,增进中外课程融合与本土课程创新。第六,开展国内高校认可国际课程学分的试点研究。教育是主权前提下的行为,基础教育阶段更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导向,注重学习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普通高中学校借助国际课程,从熟悉解剖国际课程到国际课程与本土课程的有机组合,从两种课程的深度融合到深化创新本土课程和育人改革,需要学校自身对国际课程的恰当定位和不懈的努力,更需要从政策设计上加以规范引导。从而真正使普通高中国际课程的定位科学、准入有据、实施规范和质量优异,做到服务于本土高中课程改革和育人质量的提升,造福于每一个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