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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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苯二甲酸酯(Phthalic Acid Esters,PAEs),其用途十分广泛,主要用于包装和建材领域。PAEs作为一类环境激素有机化合物,易迁移到水体、沉积物以及海洋生物中,但不易降解,可通过摄食、吸入、皮肤接触等途径在生物体中富集,干扰内分泌系统,影响组织发育和免疫反应,造成氧化损伤。人体长期暴露可造成畸形、突变以及癌症等不利影响。近年来,随着陆源污染和塑料使用量的大增,海洋环境中PA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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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苯二甲酸酯(Phthalic Acid Esters,PAEs),其用途十分广泛,主要用于包装和建材领域。PAEs作为一类环境激素有机化合物,易迁移到水体、沉积物以及海洋生物中,但不易降解,可通过摄食、吸入、皮肤接触等途径在生物体中富集,干扰内分泌系统,影响组织发育和免疫反应,造成氧化损伤。人体长期暴露可造成畸形、突变以及癌症等不利影响。近年来,随着陆源污染和塑料使用量的大增,海洋环境中PAEs含量急剧增加,在我国乃至全球海洋的大部分环境样品中均有检出,已成为全球普遍存在的一种污染物,有必要深入探究其对海洋生物的毒性影响及致毒机理等,为相关毒理及生态影响研究提供技术支撑。邻苯二甲酸二丁酯(Dibutyl Phthalate,DBP)作为一种使用量较大的邻苯二甲酸类增塑剂,其对海洋生物的影响已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中国已经将其划分为优先控制的污染物之一。为研究PAEs对海洋贝类抗氧化防疫系统的影响,本研究以目前使用量较大、名列污染物黑名单的DBP为研究对象,厚壳贻贝(Mytilus coruscus)为受试生物,研究了DBP不同浓度组(0、100 mg/L、200 mg/L、280mg/L、360 mg/L)胁迫第3 d、7 d、11 d、15d以及清水释放第3d(S3)、第7d(S7)、第15d(S15)期间,厚壳贻贝不同组织(鳃、内脏团、外套膜以及性腺)中抗氧化免疫系统的相关指标,如超氧化物歧化酶(superoxide dismutase,SOD)、过氧化氢酶(catalase,CAT)活性及丙二醛(malondialdehyde,MDA)含量的变化情况,以期为DBP对贝类的致毒机理提供一定的数据支撑。具体研究结果如下:(1)DBP胁迫期间,厚壳贻贝外套膜、鳃、性腺以及内脏团SOD活性、CAT活性以及MDA含量呈现不完全相同的变化规律,但是总体的浓度─时间效应较为明显,规律相近。(2)不同DBP浓度胁迫时间相同时,厚壳贻贝四种组织中SOD活性变化基本呈现先诱导的状态,但因不同组织在生理功能上的不同特性,其表现存在差异性。胁迫时间越长,性腺、鳃、内脏团等组织的SOD活性也出现了抑制现象;不同组织的CAT活性差异最初较大,外套膜和性腺在DBP胁迫第3d时,主要表现为诱导的状态,而鳃和内脏团表现与之相反,为抑制的状态,但四种组织整体表现仍以诱导为主;而MDA含量同样具有类似的规律,以升高为主。DBP浓度相同,胁迫时间不同时,规律与上述类似,具有明显的浓度─时间效应。(3)将不同DBP浓度胁迫的厚壳贻贝转移到清水释放相同时间时,厚壳贻贝四种组织的抗氧化防疫指标SOD活性、CAT活性以及MDA含量表现出大体相近的结果。其中鳃、性腺以及内脏团中SOD活性基本呈先抑制后诱导的趋势,而外套膜SOD活性出现与之相反的趋势;厚壳贻贝四种组织的CAT活性基本呈诱导状态,仅内脏团呈抑制趋势;MDA含量在释放初期均表现为升高状态,但高浓度时,性腺及内脏团则会表现出一定的降低趋势。DBP浓度相同,胁迫时间不同时,规律与上述类似,具有明显的浓度─时间效应。(4)基于SOD活性、CAT活性以及MDA含量的角度分析DBP对厚壳贻贝抗氧化防疫的影响机制,发现外套膜、鳃、性腺以及内脏团中这三种物质的变化量,会随着DBP浓度以及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外套膜作为厚壳贻贝首先接触的组织,在胁迫初期对其的诱导升高或者抑制降低的程度,相对于其他三种组织,较为明显,而鳃作为它的滤食组织,影响仅次于外套膜,而DBP对性腺以及内脏团的影响则相对缓慢,影响程度再次为性腺,最后为内脏团。总之,在不同浓度DBP的作用下,随着时间的变化,厚壳贻贝四种组织(外套膜、鳃、性腺以及内脏团)中SOD活性、CAT活性以及MDA含量呈现不完全相同的变化规律,但总体基本都具有一定的浓度─时间效应。研究表明在DBP胁迫下,厚壳贻贝组织产生了氧化损伤,可诱导机体产生脂质过氧化现象,且15d清水释放不足以让其完全恢复到正常水平。该实验结果从氧化损伤的角度评价了DBP对厚壳贻贝的影响效应,可为PAEs对海洋贝类的影响提供数据和理论支持。但海洋生物体内抗氧化酶活性的变化可能受浓度、生物个体、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因此需要综合考虑其响应机制,其机理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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