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对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四国城市化过程的研究,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探索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中的管治问题。第一章引言中,笔者简单说明了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将在很大程度上经历城镇建设及其带来的环境变迁,目的是在未来15年为超过90%的新增城市人口提供发展空间。因此,我们面临的挑战是设计一种可以适应城镇持续发展的模式,这需要由战略决策制定,并结合相关参与方的意见和科学合理的规划。在第二章,通过查阅相关文献,笔者认为当今许多城市居民无论是工作方式还是生活方式都是不可持续的。为了达到资源节约、社会公平、环境友好的目标,城市需要进行规划创新,实现自我发展和不断更新。城市需要参考自然界及其发展过程进行再设计,目的是将城市打造成可持续的生态系统。这一目标的实现离不开结构合理、职能齐全的城市政府,在不同城市资源要素间进行使用权的再分配。此外,在区域层面上建立高效的城市管治体制可以更好的解决可持续城市化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在第三章,笔者认为城市管治包括了国家政府和公民社会的方方面面,并提供一个制度性的框架来管理公民社会。在一个完善的管理机构中,各个利益相关者、地方政府和公民之间的界限是相互交融的,并提供一个动态的参与机制,使得各个参与者之间的协商机制和最后的决策机制透明化,并对城市管理政策进行改革。城市政府应有战略能力去使得城市社会避免出现大家所不太满意的城市发展现象(如城市蔓延),而向着较为可取的方向进行发展(如可持续的城市形态)。空间战略规划是一种规划框架,它有能力去辨明不同的空间发展动力,并让不同的部门整合到更有效的方案中来。它的基础是相关参与者的主动性,从而寻找出城市发展的协同力量,并创造更开放和多元的管治系统。它可以弥补市场经济失灵的情况,并探寻用于解决我们社会的结构性问题的具体方案。战略规划的知识结构根植于经济发展战略,目的是提高市民的工作技能和知识水平,最终达到个人和社会共同发展的结果。本文第四章,笔者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详细描述了选取的四个国家的城市化程度,并在五、六章的研究和结论中,通过详实的案例,清晰地表明了中国正以惊人的速度积极促进自身的城市化进程。中国的城市化作为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必要条件,以包容而非排外为开端,将缺少就业机会的农村人口引入科学规划的充满大量机遇的城市中。经过一系列改革,各地政府和当地经济发展的关系已由“命令指示”转变为“管治指引”。政府可以通过一种类似“企业行为”的方式,在必要时调整各种管理规章以实现新的经济增长。在逐级放权的进程中,政府日益注重协调不同集团的利益,这就为市场力量进入城市化提供了更加宽广的空间。通过开明的管治,中国实现了科学和充满活力的城市发展。在环保方面,政府通过各种创新措施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包括积极开展大范围的环境合作项目,尤其注重生产清洁能源。通过采用更多先进和面向未来的手段,许多生态城市、生态村镇正在中国的不同地区成为现实。由于探索了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和公共政策,采用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体制,中国没有像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出现大量城市蔓延的问题。大量事实表明,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的城市在规划管治和城市发展预见方面还很落后。由于缺乏明确界定的居住边界和地域范围,无节制发展的定居点在城市中形成了各种混乱和变形的空间形态。这三国的城市管治体系并未提供多少给社区真正参与决策的机会,基本没有权利的下放。管治体制松散,不具备编制或执行城市规划的能力。由于缺乏政策引导,这些国家在独立后过度依赖外国援助,没有发展自己的规划体系。国外的专家常常将这归咎于西方模式不适用于当地情况。城市当局的优先考虑与城市发展也不一致,造成了资源的分配不当。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的城市基础设施现阶段根本无法满足城市服务功能的需求。这四国的城市规划急需规划专业工作者通过促进积极的城市优势互补实现城市更新。只要有了较好的城市管治体系,社区、学界、开发商、社会团体和全体市民的参与必将使城市化进程更加科学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