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翻译研究发展到何种程度何种阶段,原文文本始终应该是翻译的依据。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对文本的地位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最终由于片面强调文本而走向了极端。为了冲破结构主义带来的束缚,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翻译研究的主流走向了解构主义思想。解构主义思潮的兴起对文本的应有地位造成了巨大冲击。在打破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带来的静止与封闭的同时,拆解了结构,抛弃了文本,使翻译活动成为了没有具体文本所指的多元性研究。　　 接受美学倡导读者在文学接受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结构主义向解构主义过渡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把文学研究的重点由文本转移到接受者,强调读者的参与作用。但是接受美学过度强调了读者的作用,贬低了作品本身的本体特性。它认为没有读者的解读,文本只是空白,这实质上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文本变得无足轻重。没有正确的方向,翻译研究不能说徒劳,但容易误入歧途而做无用功,必须要使翻译研究回归正确的轨道。　　 本文认为阐释学对话理论的出现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只有在对话理论的指导下,翻译研究才能从接受美学所设置的读者绝对中心的牢笼里解脱出来。提出以阐释学对话理论为基础,将翻译视作在文本的限制下作者与译者之间的对话。在对话理论指导下,一方面,读者可以发挥创造性;另一方面,文本也不再处于被忽视的地位,文本的地位才能得以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