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是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精神领袖,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史上,它具有自由神像式的地位。但是,他同时还是一位儒生,他以一个儒生的身份做着自由主义的事业,其道德原动力、价值意识、甚至思维模式都根源于其儒家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经世致用的实用理性,与生俱来的忧患意识,以天下为己任、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入世进取精神——正是他的安身立命之处。这赋予他的自由主义主张和实践活动以浓厚的伦理性色彩,并注定要伴随着角色和理念的冲突、传统与现代的内在紧张,他的思想因而呈现出复杂性、矛盾性和某种悖反意味。 有道是桔生淮南而为桔,桔生淮北则为枳。众所周知,西方的自由主义是以人为目的,个人主义是其核心价值。然而,自由主义之所以被引介到中国,是作为可以使中国富强和摆脱外国侵略的工具而被胡适等人从西方思想武库中挑选出来的,着眼于民族独立和社会解放的整体目标。这样,翻版的中国自由主义就具有了强调群己平衡的中国特色和中国性格。 首先,以胡适的思想和个性而言,他不是一个具有行动气质的人,只是一个充满自由主义理想和信念的书生,学术和思想是他的立身之本。伦理主义时代是以个人为本位的时代,是思想和言论的时代。这一时期,胡适将进化论观念实际应用于文学领域,和陈独秀共同倡导了“文学革命”,自始即和他抱定的“再造文明”的理想联结在一起,从而引起了哲学、历史学等其他领域的变革,形成了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决定性战役。胡适作为新的文化典范的创制者,在“五四”时期做出了巨大贡献。 其次,历史主义时代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时代,它强调行动和实践。而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对政治的介入只限于公共社会领域,基本上不涉及政治领域。他们不组建政党,胡适标榜“无偏无党”,甘心做政府的“诤友诤臣”,不准备夺取政权,不搞社会运动,拒绝实际的政治斗争,只是造舆论,搞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