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责任保险自2002年在我国正式立法以来,在实践中未被广泛采纳,原因主要为关于可保范围的限定不合理,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部分董事责任保险合同否定董事重大过失行为风险的可保性,二是法律全盘否定董事违反法律违反公司章程行为风险的可保性。本文将董事履职过程中的风险以行为的主观方面为分类依据分别探究前述两类风险中可保性有争议的问题,因此,首先须确定责任保险可保范围的标准,其次分别讨论董事重大过失行为风险与故意行为风险的可保性,最后以此为基础,提出完善我国董事责任保险可保范围的建议,以期发挥董事责任保险制度应有的功能,提高董事责任保险制度在我国的适用率。除引言外,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确定责任保险可保范围的标准”。结合一般保险法理论与责任保险的特殊性,决定董事责任保险可保风险的标准有三,一是风险系偶然风险,二是风险符合保险公共政策的要求,三是风险系对第三人进行赔付的风险。其中,公共政策标准是责任保险的核心标准,即决定本文探讨的各风险可保性的标准。保险公共政策标准内涵广泛,从保险公共政策标准中衍生了许多保险基本原则,典型的保险原则如故意行为风险不具有可保性、犯罪行为风险不具有可保性等。第二部分是“重大过失行为风险的可保性”。被保险人重大过失行为风险的可保性是过失行为风险可保性领域的争议焦点,我国部分责任保险合同将重大过失行为风险列为免责范围,司法实践中关于重大过失行为风险可保性问题以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为主。笔者认为,董事责任保险应承保重大过失行为风险。原因有二,第一,重大过失行为风险具有可保性在保险理论界已基本达成一致意见,董事责任保险作为保险的一种,董事重大过失行为风险具有可保性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第二,董事履职过程中的过失行为风险主要表现为重大过失行为风险,董事对董事责任保险的基本要求是承保重大过失行为风险,结合“确保投保人能获取所需保险产品”这一保险公共政策的要求,董事责任保险应承保重大过失行为风险。第三部分是“故意行为风险的可保性”。本文首先考察故意行为风险在保险理论上的可保性,故意行为风险不具有可保性在保险理论界基本形成一致意见。近年来出现了一些不同意见,笔者坚持认为故意行为风险不具有可保性应作为一项基本公共政策而存在。其次,本文观察故意行为风险的保险司法实践,认定故意违法行为风险不具有可保性为主要观点,同时存在少部分观点认可故意违法行为风险的可保性。美国典型保险判例则认为出于保护受害者的特定目的,保险公司应赔付部分故意行为风险。最后得出结论,我国司法实践中认可的故意行为风险具有可保性中的故意并非保险法上的故意,承认其可保性符合保险法的要求,笔者认为应当予以认可。而对于保险法上的故意行为风险则可进一步区分为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相较于直接故意行为风险,间接故意行为风险的主观恶性相对较低,同时根据保护弱者利益公共政策的需要,笔者认为在受害第三人的人身利益范围内承认间接故意行为风险可保性为宜。第四部分是“关于我国董事责任保险可保范围的建议”。关于董事责任保险可保范围的建议共有两个,一是建议肯定董事非保险法上故意行为风险的可保性。董事非保险法上故意行为对保险事故之间的发生不具有过错或者仅存在过失,此种情形下,建议肯定该风险的可保性。二是建议肯定董事损害弱者利益的间接故意行为风险的可保性。当董事故意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与保险事故之间为间接故意,且损害了弱者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建议肯定董事损害弱者利益的间接故意行为风险的可保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