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古至今,贿赂都是人们讨论的一个永恒话题,对于中国是如此,日本也不例外。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社会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发展都取得了令人全世界震惊的飞速进步,但是,仍然比较遗憾的是,随之而来是贪污受贿等腐败犯罪的横行泛滥,由此严重影响到了国家的发展与进步,影响到了党风的廉政建设,也带来了诸多的社会弊端,引起了世界各国乃至各界的普遍关注。然而,在日本,刑法典没有采用笼统的方法进行概括式的规定,而是将受贿犯罪按照不同的行为方式和情节轻重详细划分,几乎是包括了所有的受贿情形,形成一套严密的预防和惩治贿赂犯罪的体系。并且,根据情节的不同对每个罪名的法定刑也做了不尽相同的规定。本文主要是从立法演进、基本构成、罪名设置以及刑罚等角度出发对中日两国自然人受贿犯罪进行比较研究分析。日本受贿罪的主体不仅包括在职的公务员,还包括离职的及即将上任的公务员。日本理论和判例都认为只要是能够满足人的欲望且与职务行为有对价关系的利益,都属于受贿罪所规制的范围。目前,我国关于贿赂的范围的认定,对于贿赂范围内是否包括非财产性利益,大多数学者仍持否定观点,尤其是对于将性交易纳入贿赂范围之内,实践中对此更是争议颇多。职务关联性方面,日本对于职务的规定具有比较明确的内涵和外延。其次,日本刑法的受贿罪对此做出了更加细致明确的规定,将其细分为三种:收受、要求、约定。而我国受贿罪的行为方式只有“收受”和“索取”两种方式,没有就约定这一行为方式做出规定。最后,我国的刑罚相较日本而言,缺乏独立的规定,与贪污罪适用同一法条;我国采用受贿数额标准,以计赃论罪,而日本则侧重情节因素,更符合受贿犯罪的本质要求;我国受贿犯罪的最高法定刑为死刑,并且还新增设了终身监禁,处罚较重。在发现两国的异同之处的基础之上,取长补短,得出对我国受贿犯罪的立法完善的启示,并提供可行性的参考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