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西北地区的甘青边界,生存着撒拉族、土族、东乡族、保安族和裕固族等几个人口不多的民族集团,这些民族集团大约在元朝时从不同的地方迁徙而来,在长期的繁衍发展中,成为了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费孝通教授曾多次考察访问过这些民族,他把这些民族集团称之为“民族小岛”。　　 撒拉族的先民于元初从中亚地区迁徙到了甘青边界的积石州(后称为循化),来到了一个全新的自然生态环境与社会文化环境,他们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生境和异民族的文化,需要不断调适自己的文化,以适应周边强大的汉儒文化和藏传佛教文化。在与突厥母文化断绝了交往关系的同时,与周边的藏族、汉族与回族建立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但是在历史上,撒拉族的民族身份却往往被具有浓厚歧视意味的“番回”、“撒拉番回”、“回子”、“撒拉回”等称呼所遮蔽,从来没有被认为是一个独立的族群。如何能够既保持本民族文化不被别人同化,又与周边各民族集团实现良好的交往,是撒拉族人民在历史上不断思考和应对的问题。于是,民族与民族之间、民族内部各利益集团之间、地方与国家之间、各宗教教派之间,时而和谐友好,时而发生冲突。总之,在异民族看来,撒拉族是一个强悍尚武的民族,而对于一个人口较少的外来族群来说,强悍也许是他们应对外来挤压的“弱者的武器”。　　 本文试图通过历史记忆、族群认同与文明对话理论对撒拉族及其与周边的族群关系、应对策略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旨在探讨生存于大族群集团和强势文化集团夹缝中艰难生存的人口较少民族,是如何通过建构自己的文化传统,维持自己的族群边界的。　　 本论文共分九章,第一章导言,叙述了研究缘起、选题意义、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和田野点概况。　　 第二章进行了文献综述,在简要评述国内外族群及族群关系理论的同时,对国内外撒拉族研究状况也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第三章从空间布局状况,对撒拉族生存的循化县以及撒拉族、藏族、回族和汉族的空间布局与村落结构做了论述,笔者认为循化县各民族的空间布局与其生态环境、文化传统有密切的关系。　　 第四章对循化县各民族的生计模式进行了探讨,对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经济交往方式做了分析,认为循化县各民族尽管文化传统不同,宗教信仰各异,却在一定的时空中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和互惠共同体。　　 第五章分别论述了循化县四个民族的族群认同,四个民族的认同根据历史记忆和家族记忆,分别指向各自传说中的祖居地,撒拉族认同在于“中亚”,汉族认同在于“中原”,而藏族认同在于西藏的“坤氏家族”,指出了这些认同产生的因为。　　 第六章重点论述了撒拉族内部分化的因为,自乾隆年间各种教派和门宦陆续进入撒拉族社会以后,引起了族群内部的分裂,在清朝到民国年间,各种教派和门宦组织纷纷在撒拉族社会中得到传播,于是民族内部因对教义解释不同,产生了分歧,由于政府官员处置不当继而转化成民族起义,最终导致血腥镇压。　　 第七章从循化地名来源的解释入手,探讨清朝政府是如何通过办学、教育等方式,试图教化处在边外地的撒拉族的努力。而撒拉族则通过拒绝接受汉语文教育,保持了民族文化的独特性。这场教化与不愿接受教化的现象,从清初一直持续到民国结束,封建时代的教育以失败而告终。　　 第八章探讨了在国家体制下撒拉族社会结构的变迁,撒拉族社会与其他民族的社会一样,在国家语境下发生了很多变化,尤其在历次重大的事件发生后,社会结构得到了重组,影响了撒拉族社会的发展。　　 第九章把撒拉族所在的循化县放到伊斯兰教文明、汉儒文明和藏传佛教文明的大背景中,讨论各文明之间是可以通过对话和理解和谐相处的,本章主要是针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以循化为例进行研究,提出各文明之间只要做到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完全可以实现和谐相处。　　 最后对本论文进行了必要的总结,进一步讨论了生存在“民族小岛”上的人口较少民族在他的发展过程中,是如何应对周围的社会文化,又是如何完成了族群建构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