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小说诞生于美国后革命时期。在1789到1820年间,新兴的美国小说家创作了近百部深受大众读者青睐的作品。美国小说的兴起恰逢西方文明行至前现代和现代社会的十字路口、美利坚合众国面临历史剧变的转型时期,它们生动地记录了纷繁复杂的早期美国生活,并积极地参与新生国家的文化构建,为后世读者提供了探索美国现代性根源的重要文学视角。后革命时期的美国文学研究曾长期不受批评界重视。自浪漫主义以降,建国初期的小说作品便因缺乏原创性和文学性不足而屡遭诟病。直到上世纪80年代,新兴的新历史主义批评视角为美国文学研究注入活力,后革命时期文学作品的社会文化价值才得以被重新评估。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西方学界的后革命时期文学研究主要集中于两大主题,一是早期文学创作和美国建国初期国家构建的关系,二是十八世纪公共领域中早期作家的身份表达。这些研究成果纵然广博精深,但批评家们却忽视了一个同样重要的论题,即后革命时期小说中的自我呈现。鉴于美国学者对本国的现代性建构深信不疑,亦鲜少对其现代自我的复杂性追根溯源,本论文试图超越美国研究中的国家主义文化视角,从美国现代性问题的整体框架入手,探索后革命时期小说中现代自我的早期危机。根据查尔斯·泰勒在《自我的根源》中对西方现代自我发展的回顾,镶嵌于于伟大存在之链中无差别的前现代自我,在17和18世纪经历了一场“巨大的脱嵌”。在经历了人类中心主义转向和个人主义转向之后,现代自我逐渐摆脱了前现代的宇宙秩序,成为具备自我负责精神、独特个性和内在深度的主体。现代自我的出现纵然是西方文明进程中振奋人心的重大事件,其随之而来的发展道路却充满了矛盾曲折。正如泰勒所指出的,前现代的社会机制内涵一个统筹一切的价值框架。在这个框架中,每个无差别的个体都被置于相应的社会秩序中,接受道德律令的约束,并与社群纽带紧密相连。随着现代人对自我实现的空前重视和对个人发展的充分追求,这个前现代的重要视野也悄然退却。对现代生活中自立自主、独特个性和内心深度的强调一旦超过限度,前现代传统价值观中的道德、社群和社会秩序要求便不可避免地遭遇冲击。正是自我前现代和现代侧面之间不断加剧的矛盾冲突构成了后革命时期美国生活的一大隐忧。随着殖民地清教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宗教复兴运动的广泛传播、独立战争中民主精神的深入人心,美国人在经济活动中习得自我负责的态度,在政治实践中获得自治自立的习惯,在宗教生活中培育独立个性和情感深度。美国的现代自我逐渐成熟,并在18世纪晚期从殖民和清教秩序中分离出来。虽然新兴的现代自我在建国初期全速生长,但其消极发展的颓势已然出现。伴随着前现代价值体系和传统社会制度的崩溃,过度自我实现的弊病也随之而至。面对初现端倪的现代自我危机,后革命时期敏锐的作家投身小说创作,其作品亦成为现代自我不同侧面相互倾轧、自我矛盾得以象征性解决的文学战场。鉴于上述原因,本论文选取早期小说的三个子文类,试图探讨现自我在三个方面的复杂问题。按照顺序,本文将依次考察流浪汉小说中自我实现和社会秩序的矛盾,感伤小说中女性自由和传统家庭道德的冲突,以及哥特小说中内在深度和社群联结的分裂。休·亨利·布拉肯里奇的流浪汉小说《现代骑士》关注个人自治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微妙关系。费拉格上校和蒂格是两名在后革命时期美国边疆漫游的现代流浪者。面对个人发展机遇和社会失序乱象并存的边疆环境,二人选择了截然不同的自我实现道路。一方面,蒂格无限张扬个人野心,成为追求消极现代自由的极端代表;另一方面,费拉格遵守前现代积极自由的基本原则,对其旅伴的过度自我表达严加限制。布拉肯里奇不仅在小说中并置了前现代和现代对于自我实现的不同理解,亦在其七卷本的作品中表达出复杂变化的态度。虽然小说前两卷中附录的随笔章节展现了作者调和对立社会意识的努力,但他在其后的卷帙中却逐渐放弃了折中的立场。通过在小说中嵌入非文学文本、开展叙事实验、另辟多个不同的时空体,作者不仅为个人自由划定界限,更试图为危机重重的边疆生活构建多种可行的秩序。《现代骑士》记录了布拉肯里奇终其一生对个人实现和社会秩序之间共生关系的深刻思考。汉娜·韦伯斯特·福斯特的感伤小说《卖弄风情的女子》聚焦女性自由和家庭道德之间的关系。伊莱扎·沃顿思想独立、婚恋选择自由,是美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现代女性角色。虽然她完美呈现了自我负责的新女性形象,但她对女性自由的理解却在求爱活动中发生了严重偏差。在主要女性角色的书信往来中,女主人公的三角恋爱和不伦情事逐渐展开,伊莱扎的自我放纵和女性亲友所代表的共和主义女性道德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除了在关于伊莱扎爱情选择的激烈对话中展示现代女性自我不同侧面的冲突,福斯特亦将小说作为应对建国初期女性道德滑坡的文化策略。通过在小说的结尾部分剥夺女主人公的话语权、借用感伤主义的文学风格、改写伊莱扎原型人物的历史故事,作者想象性地复原了失足女性的德行,并为读者提供了自我监督的文学机制。《卖弄风情的女子》集中呈现了福斯特对女性自我实现中道德引导重要性的严肃思考。查尔斯·布罗克登·布朗的哥特小说《埃德加·亨特利》探讨个人内在发展和外部社群联结之间的关系。埃德加是一个典型的现代青年,家庭庇护的缺失、人烟稀疏的居住地和惯于独处的生活方式赋予他强烈的个性和内在深度。当埃德加生活在索尔斯伯里社区中时,他对内心体验的追求和其内化的公共价值观和谐共存。虽然次要人物克里斯罗·埃迪作为主人公的本我象征出现,并引发了其消极自我发展的可能性,但埃德加自发的公共责任感、同情心和利他精神有效遏制了他与本我的同化。然而,随着埃德加的梦游将其引入社群超我机制暂时失效的诺沃克荒野.本能控制下的年轻人却开启了一场充满杀戮、自我保存和非理性认知的本我狂欢。虽然布朗清晰地勾勒出内在自我不同层面之间的矛盾,但从小说的全局看来,他将埃德加反常的自我表达限制在相对较短的物理时间内。通过在小说的后半部分重建家庭庇护和监督机制、恢复社群成员的对话系统、用社群经验修正褊狭认知,布朗试图以重返社群生活的方式解除埃德加本我控制的魔咒,并对内在自我发展的潜在危机做出象征式的文学回应。《埃德加·亨特利》包容了布朗对健康内在发展和良性社群纽带之间交互关系的深切沉思。后革命时期的流浪汉、感伤和哥特小说创作,通过从不同侧面呈现危机四伏的现代自我,并为现代自我的隐疾开出独特的药方,成为凝结美国建国初期社会文化生活的重要文学化石。由于这些小说对自我和外部世界微妙关系的探讨已然埋下了诸多美国现代性问题的伏笔,并预示着美国文学的未来发展趋势,本研究试图追根溯源,回到一切故事的原点。在这里,现代自我的出现、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美国小说的兴起汇于一隅,错综复杂却异彩纷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