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台湾光复后成立了行政长官公署。在陈仪的主持下，展开了一系列以“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文化重编措施，其中重要的参与机构有宣传委员会、台湾省编译馆、国语推行委员会等，光复初期渡海来台的知识分子也纷纷参与到战后台湾的新文化建设中，与行政长官公署之间既相互配合又有所分歧，这主要体现在对一系列问题的看法上，如关于“中国化”和“启蒙化”之间的关系，五四新文化精神的现实意义等，并由此引发了文化界一系列的论争，从而也体现出知识分子的某些深层次思考，并孕育着台湾新文化发展的多种走向。在这一过程中，跨海知识分子的种种活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许寿裳、黎烈文、台静农三位知识分子早年都曾与鲁迅有着密切的交往，在他们身上有着比较集中的五四新文化精神的体现，那就是关注现实、不断反抗威权体制、追求自由和民主的文化精神。在共同的文化理想之外，由于他们个人背景、经历的不同，文化选择和价值取向也呈现出较大的区别。尽管他们参与战后台湾新文学、文化建设的方式不同，但对五四新文化精神的承传却是同样的。其中，许寿裳是具有着明显“广场型”知识分子特征的，在台湾担任编译馆馆长及台大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期间，除了配合台湾行政长官公署进行文化建设之外，许寿裳还积极宣传鲁迅，在他的推动下台湾兴起了宣传鲁迅的风潮；而黎烈文和台静农则选择了以大学为安身立命之所在，埋头于教书育人、学术研究，对于外界事务则很少关注，相对于此前在大陆时期的活动有着一定的转向。尽管两种方式有着很大差别，但却同样对台湾文学、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深远的影响。通过对这三位知识分子的考察，可以清晰地看到五四新文化精神的脉络在海峡对岸的承传之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