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正处在飞速发展的转型时期,时代的浪潮推动着农村土地由传统的农业使用向着工业使用、城建使用转变,农村的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正迎来重新洗牌的历史机遇。有关农民维权行动和抗争方式的研究,早前学界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许多理论研究和解释框架至今看来依然是真知灼见。不过,随着实践的发展,现阶段的农民利益表达有所转变。其中,一些传统方式继续沿用乃至发展扩大,一些则逐渐没落,新旧交织中,农民利益表达的行动选择涌现出新常态。本文以J村为个案进行调查研究,笔者试图通过“讲故事”的方法,尽可能细致地描绘整个事件的始末,旨在通过对“过程-事件”的描述来再现农民失地过程中的行动选择,讨论失地农民利益表达的行动逻辑。文章共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小引就J村和其首次征地的遗留问题进行了简单的叙述分析。J村是鲁东一个历史不算悠久但土地十分肥沃的小村庄,几年前不清不楚的征地补偿,成为遗留在农民心中的一根刺。这一时期,农民的利益表达完全不能,无计可施的失落感和征地补偿的剥夺感,成为之后农民进行利益表达的前车之鉴。第二部分详细描述了J村农民失地过程中利益表达的具体行动选择。第一章介绍了征地之前农民如何提前获得征地线索,如何为了获得更高的补偿而突击种桃树,如何因不满补偿标准和“反示范”作用而集体拒签。第二章描绘了村民拒签后桃树被高铁“误拔”的场景,以及此背景下农民与高铁反复协商无果,不得已选择了越级上访的故事。第三章主要讲述了第二波征地来临时,农民在高铁的“报复”与城管的“突袭”中盖大棚的行动以及故事暂时的尾声。第三部分即第四章剖析了农民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摇摆中作出的行动选择。作为个人,农民自身能力不足、极为害怕行动过火招致秋后算账,这是农民身为弱者的无力与无奈。不过,农民可以通过博弈策略的运用,以小搏大获得一部分“超限”利益。作为集体中的个人,孤独带来惩戒,农民害怕被孤立,这成就了集体行动也造成了个人的失语。农民集体行动的形成需要共同意识和动员,一般而言,共同意识常有而动员不常有,农村恰恰又缺乏精英,普通农民不愿、不能做“行动领头人”,动员力量的缺位很大程度上导致了集体的沉默与集体行动的夭折。第四部分即第五章围绕当前农民利益表达所体现的新旧特点展开讨论。在既有农民维权解释框架的基础上,当前农民利益表达既有传统的特点,也表现出一些新的发展。首先,农民依然更加信任高层政府,上访依然是农民高频选择的利益表达方式；其次,农民维权行动的安全系数和合法系数都有所提高,但农民对村庄和基层干部的认同趋向弱化;最后,农村基于熟人社会的传统社会资本有所衰落,不过网络和智能手机时代下的信息交互,拓宽了农民信息获取的渠道,助力了农民的利益表达。J村调研发现,失地农民的利益表达由利益分配直接引起,在无法参与补偿谈判的情况下,多管齐下的利益表达方式成为农民自我救助的方式。农民在失地过程中的利益表达问题是现实问题,制度设计、政府态度都会对其行动选择产生影响,解决的过程必然伴随阵痛,但不能动辄就将其与群体性事件联系起来,农民的出发点和目的都不是破坏社会安定,而一味强调农民的公益奉献精神,则有违自由和公正。理性看待现阶段农民失地过程中的利益表达行动,建立有效的表达机制,畅通表达渠道,寻求缓和社会矛盾的制度内出口,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