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四中全会的召开，使得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成为当前党和政府的重要工作任务，法治中国已成为实现中国梦的核心组成部分。建国以来，我国法律制度的建设基本上是依靠法律移植来实现的，这虽然加快了中国特色法律体系的建构，但由此带来的“水土不服”现象仍旧突出。法治中国的建设不能完全依靠移植西方法治思想或法律制度来实现，应当在充分借鉴西方法治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基本国情来创造性地去建设。对于宪法思想以及政治制度来说，借鉴吸收西方宪法思想的同时也应当对民国时期的宪政思想和制度予以研究，后者乃是孙中山及国民党政府在借鉴西方法治经验的基础上，依托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以及国情的基础上创制的，其乃是西方法治经验在中国的第一次实践。对民国时期宪政建设影响最为重大的乃是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对该思想的演进以及其对民国时期宪法文本的创制和政治具体制度的构建的影响进行深入的研究，对于当前法治中国建设中的宪法思想的创新以及政治制度的构建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我们对此应当予以重视。　　可以说，中国近代宪法思想创制以及宪政体制构建的背后，都离不开近代政治法律精英的参与或主持，孙中山在西方法治经验的基础之上创制的五权宪法思想和中央政府的建制是晚近以来关于宪法思想和宪政制度构建的理论中最具代表性且影响最大的理论。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乃是建立在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国民的核心价值观之上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其内涵包括权能区分与平衡、五权分立与分工协作两个部分，该思想的产生标志着中国宪法思想和宪政制度的诞生，也是世界法律思想史的重大创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宪法性文本的制定受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的影响颇深，但基于社会不断地发展变化，也囿于该思想自身的不足，民国时期的宪法文本及具体制度的构建对于五权宪法思想的核心内涵存在诸多的不一致之处。1931年《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1936年《中华民国宪法草案》、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都在一定程度上遵从了五权宪法思想的核心内涵和价值追求，上述文本是对于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研究的重要载体，也为显现该思想对于中国宪法政治建设的优势与不足积累了重要经验。当前法治中国的建设最为需要的就是实现本土性，西方的法治建构固然完善，但其并非就完全适合中国，故对于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的实施状况进行深入研究，对于当前借鉴和移植西方法治思想和建构具有重大的参考意义，这也是本篇文章研究的意义之一。　　通过考察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宪法文本的内在关联，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立宪是一个思想、理论与规范、制度互动的过程，政治体制设计既需要宪法政治理论的指引，又必须以现实的民主实践状况为基础。宪制设计既承载着理想的价值模式追求，也反映着各方政治力量的博弈。立宪和民主宪法政治建设是一个渐进的系统工程，它需要政治当局的积极推动和引导，也需要一个系统完善的宪法政治思想和理论做支撑，以协调各种政治力量的平衡和理论主张的碰撞，唯此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思想和制度的创新，以建设真正适合我们脚下这片土壤的宪法政治制度。法治中国的构建乃是上层建筑，它需要经济基础作为支撑，同时其也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二者乃是协同共进，相互作用的关系。当前，我们正处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初级阶段，发展仍是第一要务，党和政府在实现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应当充分认识到这一历史规律和现状。法治的建设应当同经济建设一样，也需要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阶段，任何阶段的跨越均有相应的标准予以确认。当前，我们应当正视我国法治建设正处于初级阶段的现实，法治思想和制度的创新都应在初级阶段的基础上形成。同经济建设一样，法治的建设也需要一步一个脚印，我们不能奢望跑步实现法治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