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公私二元化的发展以及新的《行政诉讼法》的颁布,行政合同在立法上获得了认可,被明确纳入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也正是基于此,原来属于民事争议范畴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开始分化出行政诉讼的合法救济途径。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颁布实施,再次通过概括列举的方式列举了相关行政协议并且以等字作为兜底。但是在列举第三项时并未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为国有自然资源的代表,这一选择不禁让人对该规定能否适用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产生了质疑。所以,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性质争议再次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性质争议是公私法二元论下的必然产物,行政机关的双重身份、出让合同中权利义务来源的特殊性以及出让合同履行过程中行政机关对行政优益权的滥用是造成当前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性质产生争议的根源。所以,在对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进行定性分析时需要合理界定行政机关在出让合同中的角色,客观地看待出让合同当中存在的行政因素和民事因素。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国家行政机关是以土地所有权人的身份行使权利,与土地受让人处于平等的法律地位,且合同内容更多体现的是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至于国家政府机关基于公共利益单方行使合同解除除权或因土地出让期限届满,闲置土地等原因收回土地的行为,是国家土地管理部门在土地出让合同以外依法行使对土地利用的监督权。另外,我国《土地管理法》的修改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可以直接入市,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定性为民事合同符合国家对自然资源的改革方向,也有利于实现同地同权。在当下民法典编纂的大背景下,《民法典物权编》部分仍然维持现状,《民法典合同编》也没有体现出对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进行扩张的趋势,这样的规范设置明显违反物权和债权分离的原则。基于当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立法构建之际,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将《物权法》中有关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部分抽离出来,在《合同法》中设立独立的章节对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进行规定并加以细化;第二,在国有土地资源部门下设立专门的土地交易机构,将行政机关在土地出让过程中的所有者身份和监督者身份彻底划分开来;第三,加强对行政机关在土地出让过程中行使行政优益权的规制。第四,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范本中的管理性条款抽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