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爆发的拉美债务危机,让人们初识非正常国际资本流动的危害。为应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美联储再次动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大量资本涌入新兴市场,谋求高额利润。危机过后,随着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大量资本以各种方式逃出新兴国家,“历史”正在重演。作为国际收支平衡表中一个人为设置的“平衡项目”,我国误差与遗漏账户自“次贷危机”全面爆发以来每年的余额皆为“负值”,且呈现规模明显扩大的趋势,引起了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的关注。有研究认为中国误差与遗漏账户余额负值的不断扩大反映了资本正在秘密出逃的可能。因此,对我国“净误差与遗漏账户”与资本外逃的相关性进行研究有着深远的意义。首先,本文在回顾文献和基于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对资本外逃进行了定义。然后根据我国现阶段跨境贸易情况与统计制度,选择和构建适当的方法估算我国2005年一季度至2016年四季度的资本外逃规模。然后选取我国净误差与遗漏账户作为因变量,资本外逃作为自变量,引入时间误差及经济开放程度的提高等作为控制变量,构建VECM模型对变量进行实证检验和分析。从实证结果分析出,近年来我国净误差与遗漏账户的“负值”并不是大量的资本外逃,而主要是经济开放度变化以及时间误差的结果。经济开放度的提高是我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具有不可逆的特点。最后,基于前文对资本外逃的规模估算及与“净误差与遗漏账户”相关性的实证结果,本文提出坚守我国净误差与遗漏账户波动以提高国际收支统计质量的关键在于减少时间误差,提高数据的准确度,并重视起经济开放程度的提高对我国净误差与遗漏账户波动造成的影响,而不是盲目打击国际资本流动等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