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文学带着原语文化的异质性，充当文化的“他者”，由目的语文化系统的“边缘”试图向“中心”进发，消除目的语文化的“中心”地位，从而达到相互“尊重”和“平等”对话。然而，目的语文化在需要吸收外来“他者”补充的同时，也会抵制外来“异质”的威胁，以确保本土文化的“中心”位置。在这种前提下，译者通过实施各种翻译伦理以实现跨文化的交际和互惠。西方汉学家中，美国学者葛浩文对中国现当代作品译介最多，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也为世界了解中国文化一直付诸努力，并且得到了广泛的肯定，中国现当代作品在国际屡次获奖。葛浩文对中国文学的译介模式一直吸引着国内外学者的关注。鉴于多数学者从文本分析，译者主体性，翻译观，翻译实践以及访谈等角度对其进行研究，本文试着从翻译伦理角度，对葛浩文的翻译活动进行描述，以期对国内相关的课题研究做出些许补充。“翻译伦理”最初由贝尔曼（Antoine Berman）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后经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加以补充，并归纳为五种模式：再现的伦理（ethics of representation），服务的伦理（ethics of service），传意的伦理（ethics of communication）和规范的伦理（norm-based ethics）；后来他又补充了专业责任伦理（professional commitment）。基于切斯特曼翻译伦理五种模式的理论，本文主要从五个部分来分析译者在翻译过程如何实施翻译伦理：第一，简介部分，主要对本次研究的问题、目的、方法和意义进行介绍；第二，文献综述部分：对国内外关于“翻译伦理”的研究进行梳理，以及国内对葛浩文及其译作的研究进行回顾；第三，理论框架部分，基于切斯特曼的翻译伦理模式，笔者提出文本内翻译伦理（textual translation ethics）和文本外翻译伦理(extra-textualtranslation ethics)；第四，案例分析部分，结合翻译伦理的模式，观察研究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采取何种策略坚持自己的翻译伦理；最后得出研究结论，并提出本次研究的缺陷和今后研究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