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二世嘉木样活佛撰写的《六世班禅白丹益西传》为主要研究对象,深入探讨六世班禅大师东行的动因。以当时时代背景为基础,从班禅大师与乾隆皇帝两方面进行分析,寻找二者之间的价值共通性。首先从班禅大师的政务活动角度,来探究大师东行的动因。1774年前后的西藏,是一个有着一定对外交往活跃性的地方。八世达赖喇嘛年纪尚幼,由摄政暂时代行其政教权利。作为宗教权利实际上的最高领袖,六世班禅大师在积极拉近与清中央政府的距离,并通过章嘉国师建立与乾隆帝直接联系。同时,大师关心藏地周边诸国邦形势,以各小邦尊崇大师宗教地位为前提,几次成功调和了印度诸国之间的矛盾。正因介入周边小国之间的纷争,六世班禅大师在这一时期第一次接收到来自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信息。并于木马年(1774年)的十月二日大师在德庆饶杰寺接见了东印度公司派员Bogle一行。狗年(1778年)六月十七日,六世班禅大师启程踏上东行入京的旅途。沿途,大师受到各地官贵及百姓的膜拜。大师也不断为纷沓而来的虔诚信徒们举行摸顶仪式,并广弘佛法。途中发生了一件与大师日后得天花圆寂密切相关的事情：种痘。在二世嘉木央活佛的带领下,大强佐等一百多名大师近侍前往阿拉善种痘,大师可能因种痘有风险恐受清朝大臣阻挠而未去。后因痘症于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一日(1780年)在北京黄寺圆寂,享年43岁。大师圆寂前,抱恙坚持为乾隆帝在雍和宫做法事,并且单独会见了随行的瑜珈师浦南吉尔,这两件最后的行事揭示了大师此行的目的：建立与乾隆帝更为紧密的联系；预示将要发生的与英国东印度公司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避免战事。其次从乾隆帝角度来审视迎请大师入京的目的。文章从乾隆帝自我认可的“文殊菩萨”化身身份说起,着重分析这位君王在行事时的某些特殊表现,揭示乾隆帝双重的思想价值理念——信仰与帝王权术的复合。“天子”与“文殊”的双面孔,是乾隆表现自己宗教信仰之外,显示文化融合终极统治理念一种方式。从大师与乾隆几次相见时清庭的刻意安排可以看出,根据不同情势,大师所受的礼仪款待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座次与敬茶方式。大师一行进入京城后,从与乾隆帝的怪异会面安排着手,深入分析乾隆帝刻意安排大师先后两次在京郊会面的意义,寻找到了乾隆帝政治变通手段的脉络。而后,对据说是专程为大师东来修建的两座寺庙——香山昭庙与承德须弥福寿庙进行研究。得出建庙的目的不在于当时,而是为向世人宣传的结论。从碑文内容得以推知,乾隆帝是借班禅大师东来之机,树大师为臣服于皇恩的典范,宣扬其褒奖列藩归化而造两寺。最后的结论虽然可以将大师的东行之旅与乾隆皇帝的礼遇相结合,简单阐述为“民族团结”四个在历史与当今的我国民族政策中被重复过无数次的字。然而,因两位主体身份的不同,表现这样终极目的的方式也不同。乾隆帝的将帝王信仰与政治权术相结合以以“尊”达“融”,尊重宗教信仰,尝试将不同文化有机融合,巩固国家统一。而六世班禅大师则以“安”致“融”为行事准则,增强地方与中央的联系,以实际行动表现文化融合的向心力以及爱国主义情感。十八世纪中后期,是中国国力鼎盛时期,然而在经历了盛世峰顶后,紧接着便由盛转衰。在这一时期,藏传佛教在汉地也广泛传法。从藏学角度研究这段历史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能从藏文资料中发掘之前在汉、满文史料中被忽略或未被记载的文字证据,以交叉质证的方式重现当时的客观环境。对乾隆朝时期治藏、治国的策略有一个更鲜活、更确切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