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指出了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方向,即作为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成为教育广大人民群众、促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发展的武器。这一文艺总方针在十七年时期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加之苏联文论的影响,十七年文学成了反映阶级斗争的工具,被置于严格的意识形态控制之下。在文学创作方面也出现了抽象化、概念化、模式化的倾向。大部分文学作品都是按照一定的模式塑造出革命的英雄人物形象,意在表现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光明前景,鼓舞人民群众更加热烈地投身到阶级斗争中去。在“双百方针”的号召下,一些理论家对这一文艺倾向提出了自己的批评意见,随后遭到了一些理论家的反驳与批判,主要形成了这样三个论争：围绕着巴人“人情论”、钱谷融“文学是人学”论的论争、围绕着邵荃麟“写中间人物”、“现实主义深化”论的论争和围绕着周谷城“无差别的境界”、“写真实情感”论的论争。分别涉及到文艺的实质、目的、功用、文艺的表现对象以及文艺和美的源泉等重要的理论问题。随着反右斗争的不断扩大,这些理论被越来越多地被当成右倾或资产阶级的理论受到大规模的纯然政治性的指责和批判。巴人、钱谷融、邵荃麟、周谷城等人的理论虽然以其重视人的情感、重视具体的人、重视具体的人的生活的这种人学精神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人学思潮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理论地位。但其之所以最终还是为当时的意识形态所吞没无法实现其拯救人在文学、美学中的主导、独立的地位的理论诉求,一是与当时以知识论、工具论为主导的时代背景精神有关,一是与他们自身理论的局限性有关。十七年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精神的理解主要是来自于列宁,即将实践作为认识论的而非本体论的范畴,这样尽管在认识论上坚持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但本体论上仍然是抽象物质的,这导致在人文社科领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精神是一种狭隘的历史唯物主义。这种狭隘的历史唯物观导致了这些理论家无法认识到实践究其根本是作为人的存在方式,而不仅仅是认识方式。因此就无法提出情感以及具体的人的内涵,以对抗批判者们抽象的阶级情感、阶级性概念,实现在知识论、工具论下对人的拯救。尽管十七年的这三次人学论争最终以人学派的失败而告终,但这三次人学论争所显示出的内涵、局限、意义都丰富了二十世纪的中国美学,为人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重要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