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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和制造业发展一样面临粗放型与集约型增长的选择,而不同的出口商品组合意味着不同的技术结构构成。如果一味追求服务出口总量的扩大而不注重提升服务贸易商品的技术含量,将极有可能迫使本国产业处于“比较优势陷阱”的被动局面。因此从产品技术复杂度的角度来衡量一国贸易出口结构已逐渐成为共识。本文运用62个国家2000—2015年服务贸易出口数据组建跨国面板数据,通过各类指数描述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结构构成及所处国际地位,并基于“内生增长”理论和“成本发现”模型挖掘出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结构升级的影响因素。首先,本文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传统测算方法进行改进,从产出视角分别对部门和国家层面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分别进行测算,结果显示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结构正逐步从低技术结构向中高技术结构稳步推进,但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了低技术结构向中技术结构优化升级的路径依赖;运用有限赶超指数发现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水平明显处于“比较优势线”以上,说明这一时期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有了显著的提升;通过出口技术结构的收敛性研究,发现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结构存在绝对α-收敛、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追赶速度相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显著优势,但与发达国家服务贸易出口技术水平总体上仍存在显著差距。其次,本文借鉴“内生增长”理论和“成本发现”模型,刻画出服务贸易出口部门的技术函数,依靠所建立的理论模型筛选出主要影响因素。考虑到不同样本国家的发展情况,将样本国家分为全样本国家和分样本国家分别考虑,并进一步区分为高、中、低三种技术结构。总体上,物质资本(K)、人力资本(HU)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技术复杂度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对发达国家的促进作用要高于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度(OPEN)、基础设施(INFRA)、外商直接投资(FDI)、政治制度质量(POLITIC)对发展中国家出口技术水平的促进作用比发达国家更显著;企业数量(POP)、经济制度质量(ECONOMIC)对发展中国家具有促进作用,对发达国家则不显著;法律制度质量(LAW)仅对发展中国家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对现状进行描述性分析和实证检验之后,本文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结构升级提出政策建议:1.注重创新能力的培养,加快高素质人才积累;2.加强制度质量建设,优化服务业发展环境;3.积极实施有针对性的多元化服务贸易出口战略。并做出进一步研究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