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是中西互识的一个世纪,也是中西文明发生激烈碰撞与交流的一个世纪。在西方工业文明的挑战中,中国农业文明做出了积极回应。在这一中西互识过程中,西方传教士、外交官等英译了中国文化典籍,把中国文化传到西方。至19世纪末,国情介绍性的著作越来越少,翻译作品越来越多。从这个角度看,19世纪中西交往的历史就是一部翻译史。本研究属于翻译史的研究范畴,但不是西方文化典籍译入史,而是中国文化典籍译出史。本文以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文本为研究对象,兼及19世纪之前和20世纪。本文分为4个板块：一、追溯19世纪前的中国文化典籍英语转译文本,目的是理清天主教传教士拉丁语、法语等译本及其与英语转译文本的关系,为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寻找源头；二、弄清了19世纪传教士、外交官等英译中国文化典籍的动机与目的、译本面貌、翻译策略、翻译思想,耶儒道之间的比较与交流、翻译与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在“中学西渐”中所起的作用,等等；三、提出并厘定了“侨居地翻译”概念,对侨居地翻译的主体身份、文化心态、主客文化、中国文化传播与定位,以及与殖民的关系等进行了研究；四、理出了20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的走势：从世俗化翻译到学术化翻译。特点有：译者身份多样化、译本趋向电子化、翻译理论繁荣发展等。在这4个板块中,重点是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通过研究,梳理出了以译者为中心的两条主线：传教士英译中国儒道典籍和外交官英译中国文学典籍,以及两条副线：期刊上刊登的中国文化典籍英译作品和汉英词典中的翻译。新教传教士和外交官的翻译是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的两条主线。由于19世纪上半期中西文化交流渠道不畅,新教传教士的翻译主要集中在《三字经》、“四书”等,在西方没有引起多大反响,价值和成就不大。下半期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出现高潮,儒释道三家的主要典籍都被成了英语,有些典籍还不止一种译本。翻译目的主要是为传教服务,译本有耶儒道融合的痕迹,学术研究价值巨大。同时也出现了汉学研究的苗头。为了让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思想,译者多采用汉英对照和厚重翻译。外交官出于认识中国的目的,在19世纪上半期比较关注中国的流行作品,从中把握中国人的社会生活、道德品质、精神气质等,为开展贸易和殖民中国服务。译文注重信息传递,文学性和可读性稍差。下半期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都是中国一流的作品,目的是让西方人明白,中国是-个文明国家,其文明程度处在欧洲中等水平(翟理斯语)。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翻译的立意和文学性都高于上半期。外交官和传教士退休后都成了汉学家,其翻译与汉学研究并重,为20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奠定了基础。期刊上的典籍英译作品和汉英词典中的翻译是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的两条副线。期刊上刊登的翻译以蒙学典籍和文学典籍为主,目的是想通过这两类译著介绍中国的教育和社会现状,进而为传教和汉学研究服务。期刊分国内和国外两种,译者是侨居在中国的传教士、外交官等,他们的翻译和观点影响了英美读者对中国的看法,以及英美对华政策,在中西交往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汉英词典主要译自《康熙字典》和中国其他学者编写的字典,其中夹带有大量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的译例,无形中向西方传播了中国文化。来华传教士和外交官学习汉语和英译中国文化典籍时必须借助这些汉英词典,对其翻译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很大作用。本文提出“侨居地翻译”概念并对其进行了界定,研究了侨居地译者的文化心态、合作翻译、赞助出版、文化传播等。结果发现,译者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长,越能理解中国文化,殖民心态也越弱。在翻译上,强调两种文化的共性,有融合中西文化的倾向。从效果上看,融合翻译的混杂性易产生“第三空间”,并在学术上有所创新。此外,还提出了典籍翻译理论研究要以中国文化典籍翻译实践为基础,以经文辩读作为方法论,借鉴西方现代译论中宽阔的视野和思辨精神,融合现有典籍翻译理论,形成有理论体系的典籍翻译理论。本研究将19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放到中西文明史的框架中去考察,发现翻译实际上是两种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对它进行研究不仅可为中英或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等提供借鉴,甚至对中国文化走出去也有促进意义。此外,希望本研究对翻译学科建设、典籍复译,以及整个中国文化典籍翻译史都有一定的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