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士人的思想状态总与魏晋玄学和隐逸思潮息息相关。在追求自我、实现自我的过程中,嵇康处于魏晋玄学由老学向庄学转变的过渡阶段。嵇康内心深藏“宁如老聃”“将如庄周”二者选择取舍的困惑。其人格理想是老子式凝静审慎、平淡冲和的人格,通微达变、清虚自守的人生状态,但是他又吸收了庄子激烈的批判精神,敢于与现实社会相对抗,并最终走向追求庄子式齐物逍遥的精神境界。陶渊明则处于玄学与佛学合流之时,受周易理性精神和庄子委运承化的思想影响,以其退禄归耕的隐逸行为与亦儒亦玄的隐逸精神,最终实践了玄学人生观。敢于“越名教任自然”的“叛逆者”嵇康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隐逸者陶渊明,一定层面上已经成为后代士人的精神偶像。这种偶像形象的形成除了其自身魅力的因素外,与关于他们的史传记载有着一定的关联。史传塑造的形象突出但单一,这与嵇康、陶渊明的自我文学书写存在着一定的距离。较于史传的记载,嵇康“我是我”的书写,毫无保留地呈现一个更为真实、复杂而又单纯的自我；而陶渊明也书写了一个矛盾立体的“我”,并似乎有意识地在书写着向世人说明“我是谁”,突出了自己的隐者形象,显示了以诗文立言传世的意图。嵇康、陶渊明对作为个体的自我与群体的关系有着深刻思考。面对亲情友情的变故、社会的动荡、时间的流逝,他们有了强烈的孤独感。而安全感的丧失、孤独感的侵袭,也促使他们去寻找自己的精神依靠。嵇康选择了含道独往,在琴的陪伴中体“道”；陶渊明则力求在农耕中寻找本原的安全感,用文学来转移内心的孤寂。他们都期望在自然的世界中找寻人生的归止以安顿自己的心灵。嵇康在任性的自然世界中“日夕忘归”,陶渊明最终选择了复返自然,从而为后世士人开拓了一条“往而知返”的心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