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的文化观,在其学思历程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同他的子学、经学、理学、清学、史学等研究相互贯通。钱穆从文化学角度,先界定文化是人生大群的生活整体,是民族在历史中形成的大生命,厘定了文化与文明关系,提出了民族、历史、文化三名一体论。他还通过分析文化的七要素和三类型,三重目的和运转机制,建立了一套文化学观念。这成为他认识中国文化的理论框架,也是其文化观的基础理论。钱穆考证了中国文化产生的独特地理环境,揭示中国文化发展的特殊进程,进而阐释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钱穆强调中国文化史,是以道德和政治为中心的社会生活史,提出了三阶程论和四阶段论,并指出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是人文精神,体现在以道德为中心的人道精神,以融和为特征的民族精神,以自强为主导的历史精神三个方面。中国文化的人道精神,是中国文化精神的根本方面,包涵乐观务实的宇宙观、崇善仁爱的人生观、和谐包容的天下观三大内容。钱穆突出说明中国文化,是以儒学为主干的文化,取得了可大可久的伟大成绩。他严厉批驳了“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为封建专制文化”的独断论,指出这种观点抹杀了中国文化的合理价值,阻碍了中国文化的正常更新。为了进一步认识中国文化,钱穆又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视角,阐释中西文化各自独特的个性和优长,揭示未来中国文化前进的方向。钱穆提出,在民族主体上,中国是中华民族自根自本的；西方是各民族诸流竞汇的。在历史流变上,中国文化是在一以贯之框架下的绵延与展开；西方文化历经了多次的冲突与转换。在文化弱症与病症上,中国文化是安而不强；西方文化是富而不足。钱穆还对中西文化的七要素分别做了比较。他最后总结中西文化的差别,指出中西文化属于不同的文化类型,中国文化是农业型；西方文化是商业型。中西文化有不同的心理气质,中国文化是内倾型；西方文化是外倾型。中西文化的思维模式也不同,中国文化的中和性更强；西方文化的分别性更强。总之,钱穆认为,中西文化都不是完美的,各有利弊得失；中西文化属于不同类型,不能认为西方文化就比中国文化优越。钱穆提出了创建中国新文化的原则、路向和具体方法,展望了世界文化的走向。钱穆分析了近代中国的病症,指出实现近现代中国的救亡图存,在于文化更新。他强烈地批驳了全盘西化论的方法和学理错误,并谴责其去中国化的严重危害。钱穆指出中国文化更新在于中国文化自救,文化自救在于以据旧开新为原则,以儒学本位为路向,实现中西会通。只有中国的民族文化得以倡扬,文化精神得以抒发,才能跨越体与用、新与旧、变与常、中与西的隔阂,将学到的西方文化,“化”为中国的新文化。钱穆论述了在教育和生活中如何培育中国新人,以及文化复兴的心理条件。同时,钱穆坚信中国传统文化必将对世界文化有巨大贡献,指明未来世界文化必将走上多元共存、集异建同的道路,还预测了人类新文化的基本特征。本文依据马克思哲学的实践人本学视角,对钱穆的文化学、中西文化比较、文化更新作评议,总结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精神。钱穆的文化学,过于偏向精神生活,看轻了社会实践和群众力量。他对中西文化差异的比较存在偏颇,所设想的中国文化更新过于理想化。但他为我们总结中国传统文化,建设当代中国新文化,规避西方现代性问题,都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宝贵的建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应当坚持以实践的人道精神为核心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指引,融和以人道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与以富强为核心的西方商业资本文化,在文化复兴中,实现健全的人道精神与科学的实践精神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