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先生，是当今最有影响力的中国史研究大家，他从史学的立场去认识与诠释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民族特色、内在变迁与现代价值，试图为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更新与重建奠定历史与思想的基础。余英时先生在宋代以来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研究、儒家思想文化研究等领域都成就卓越，在中国人文学术界已经并将继续产生越来越深广的影响。余英时学术，富于独立与自由精神，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文化承当精神，以中国传统学术为立足点，在承传先辈学术的基础上超越发展，又具有历史的视野与世界的眼光，走出了一条融贯中西、化传统为现代的人文学术研究之路。余英时先生以其卓越的学术成就而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余英时学术以其现代的精神而为中国现代学术之发展树立了典范。考察余英时先生的学术与思想，无疑对进一步推动中国人文学术研究和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具有重大的启迪意义。而在余英时深湛广博的学术领域中，最具有典范意义的、最具综汇贯通性质的，就是其“新宋学”。因此，“新宋学”可以成为余英时学术的一个最重要的观测点。本文便是对余英时“新宋学”的初步考察，特别是对余英时“新宋学”建构历程之探讨。余英时“新宋学”之建构，主要渊源于他对“宋学”(即以包括理学在内的宋代新儒学为核心的宋代学术文化)的现代诠释。而由于特殊的学术因缘之关系，余英时学术又深受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先生之影响，其“新宋学”之建构也是如此。陈寅恪先生和钱穆先生都特别认同“宋学”，并对“宋学”作了现代诠释，他们对“宋学”的现代诠释，可以看成是余英时“新宋学”建构之基础与背景。本文上篇便是对陈寅恪先生、钱穆先生关于“宋学”的现代诠释的初步考察。陈寅恪先生对“宋学”的现代诠释，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的意涵，即：民族本位的文化理念，独立自由的思想精神，尊德崇节的人文理想，续命河汾的学术使命，通古鉴今的史学方法。钱穆先生对“宋学”的诠释，可以概括为五大要点，即：融佛归儒的宋学血脉，开启近代的宋学地位，明体达用的宋学精神，综汇贯通的宋学气象，天人合一的宋学境界。陈寅恪先生和钱穆先生对“宋学”的现代诠释，其中也蕴涵着丰富而深刻的“新宋学”思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陈寅恪和钱穆对“宋学”的现代诠释，也初步建构了他们的“新宋学”。尽管陈寅恪先生和钱穆先生都受到了晚清经世思潮余绪之激荡，也均受乾嘉朴学与科学史学之影响，但是他们所积极倡导和初步建构的“新宋学”，既不是接着“明清实学”讲，也不是照着“现代唯科学主义”讲，而是接着“宋学”自己讲。本文下篇，则主要考察余英时先生是如何通过对“宋学”的现代诠释而建构起“新宋学”的，其间也随文点出余英时先生对陈寅恪先生、钱穆先生的明显承传之处。余英时先生对“宋学”的现代诠释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与精神，即援释入儒的历史功绩，“内圣外王连续”的儒学理想，“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人精神，经典诠释的儒学方法，朱、陆之争的中心论题。相应地，余先生通过对“宋学”的现代诠释而建构起来的“新宋学”理念，也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意涵，即：中西会通的文化胸襟，文化重建的学术关怀，社会承当的学人使命，实证与诠释结合的治学方法，“内在理路”的学术观念。余英时先生所建构的“新宋学”，是中国人文学术研究再出发的重要动力和现代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