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缺席审判制度所体现的效率价值自是毋庸置疑,然而尽管打破了传统对席审判的藩篱,但通过对适用类型、权利保障、救济措施等方面进行严谨的创设,补偿对被告人未出席庭审而造成可能的权利减损,也能够实现刑事诉讼的公正价值。我国刑事缺席审判制度是指被告人在出庭日未到庭,法院迳行主持开展审判活动的制度,可分为三种类型,是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控诉法定主义和刑事有诉必审的有机统一。但应当看到仍然存在部分问题,针对适用条件规定粗疏的问题,建议对适用范围加以明确,对上报核准的严重危害案件设置明确的衡量标准,否则必将出现对犯罪行为的放纵或加重最高检的审核工作负担;同时建议应取消在境外的限制,以保障刑事诉讼的及时性。在权利保障方面,辩护权介入的阶段过晚,有碍于实现对被告人权利的维护以及履行对刑事诉讼的监督职责,监察法并未允许辩护人在调查期间介入,为与此衔接,建议规定在审查起诉期间由辩护人介入。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形式意义大过实质意义,为了确保实体公正,建议提高法援律师门槛,严格其职业规范,建立高层次法援律师备选库。我国赋予近亲属独立的上诉权具有诉讼价值多元化的考量,但可能会导致陷入近亲属和被告人意见相左等混乱状态,建议以类型区分近亲属的上诉权,第一种类型的应与普通审判程序中的被告人上诉规定相同,在得到被告人同意后,方可行使;而对第二种类型应在被告人无法做出真实意思表示或者无法实施上诉行为的时候,近亲属独立行使上诉权;第三种类型涉及被告人死亡的案件,由于此种类型的被告人会获得无罪的判决,因此赋予近亲属独立上诉权无实质意义,而对于经审判监督程序提起的缺席审判,则需要近亲属维护其权利,应赋予该权利。异议权是能直接造成恢复审理前状态的强大权利,但不加限制的异议权可能会成为被告人为逃避刑罚故意拖延的工具,故而建议在缺席被告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判决结果之日起,在本国境内的被告人行使异议权的行使期限为三年,在境外的被告人可以对其适当延长六个月,并且参考刑事立案的标准,要求被告人提出能够产生怀疑的事实,随后在主审法院审核后对判决结果产生了怀疑,方可产生异议权效果。此程序与没收程序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因后者证明标准低且适用灵活,建议明确优先适用没收程序的情形,以减轻司法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