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了可预见性规则作为违约损害赔偿范围的限定规则。如果违约方在签订合同时无法预见到某项损害,则该损害便被排除出损害赔偿的范围。但在司法实践中,可预见性规则的适用较为保守,多以损害不可预见为由拒绝赔偿请求。在司法实践中,认定损害可预见并支持损害赔偿请求的概率较低;同一案件,不同阶段法院对于可预见性判断截然相反的情形亦时常发生。国内学者提出,可预见性规则在运用过程中出现的难题,其原因在于可预见性规则存在理论内涵、判断标准模糊的问题,进而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多种解决方案,例如替代性标准、极大可能性标准、理性人标准等。但是多数观点所采纳的理性人标准也有其不妥当性。同时,可预见性规则有其自身的难题,即使损失可预见,如果当事人没有明示或默示承担此损失的风险,适用该规则时也会出现不合理的情形。反观日本处理契约不履行损害赔偿范围的学说的演变,反映重视当事人的合意,以及以契约利益实现为目的的契约规范所做的风险分配的见解,并提出了可预见性的判断应以契约的解释为最主要的判断依据的论点。在日本的债法修正过程中,试案条文的变化以及相关讨论亦涉及到例如对于故意不履行时是否应设置单独的规则等具体问题。相较于相当因果关系论,可预见性规则确有其优势之处,但也应注意到可预见性规则的实质在于当事人双方以契约利益实现为目的,基于契约规范所进行的风险分配,应当以此观点出发考量可预见性规则的理论构成与考量因素,以弥补其不足。与我国类似,日本法上可预见性规则同属继受的结果,但其特点是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了大陆法、英美法上可预见性规则以及相当因果关系等多种损害赔偿理论的影响。这一点上,相较于单纯考察英美法或德国法,也许对日本法上违约损害赔偿范围之学说的发展进行考察具有独特的意义。本次日本债法修正以保护范围论划定损害赔偿范围,其重视契约合意中损害风险分配的思考路径对于我国而言,应是很好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