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统一且文化繁荣的汉代,丧葬文化风靡一时,成为汉代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石墓的流行,催生着石刻文化的兴起,越来越多人开始在画像石上装饰纹样,丰富墓葬艺术。作为汉代的“文化瑰宝”,工匠在有限的区域内刻画各类主题、纹样,随着丧葬习俗的不断发展,画像石上的主题和题材也根据地方社会风俗、生活习惯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在东汉的墓葬石刻中,武梁祠因其风格独特、石刻完整而被识别出来成为东汉山东嘉祥地区石刻的代表。作为武氏墓地中唯一一座可以被完整复原的祠堂,武梁祠在四座墓室中脱颖而出,不仅如此它还是公元二世纪唯一保存下来较为完整的祠堂。祠堂内部的墙壁上刻满各种各样的浮雕画像,奠定了这座礼仪建筑的研究价值的基础。这座深埋在地下的“千年祠堂”被学者发掘、复原和研究,赋予了这座祠堂不同凡响的意义。作为一种集绘画、碑刻、雕塑、建筑于一身的综合性艺术,武梁祠自被发掘起,就备受国内外学者的青睐,并出现了许多优秀学者的研究文本。不同的研究文本由于研究学者的学术背景和研究角度不同等因素,其研究观点存在许多异同之处。本文选取同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两位学者(分别为巫鸿教授、包华石教授)的研究文本为对象,分别叙述两个文本的学术视角特点,并从两位学者的学术立场、研究特点、视觉形式特点及石刻背后所隐含的思想性几个方面来对两个文本进行比较分析。试图发现不同文本背后所显示出来的研究者不同的意识形态、研究方法和观点阐述等方面的差异,揭示武梁祠是如何被不同视角分析、演绎、阐释的,从而透视武梁祠艺术特点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