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国公报》作为受众广泛、影响深远的最具代表性的晚清传教士中文报刊之一,是明清时期西方文化传播和新词语产生的重要载体。新词语要最终进入到汉语词汇系统中,主要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形成阶段。广学会时期《万国公报》中的新词语主要有外来词语和旧形新义词两种形成类型。外来词语包括音译外来词和意译外来词,其中音译外来词有直接记录外语原词语音、在记录语音的基础上加入表示义类的语素、将外语原词半音半意这三种表现形式,其创制过程又体现出对外语词进行语音替换、记录外语原词时所用汉字形式不定、选择性吸收外语原词词义和不与外语原词结构完全一致等特点;意译外来词通过对外语原词指称对象进行“重新命名”、对外语原词进行逐字翻译和吸收日源借形词三种方式产生,在创制时以双/三音节和偏正结构为主,还存在丰富的词群现象和“一名多译”现象。旧形新义词是对旧词赋予新意义,也为相应新事物和新概念的指称起到了一定作用。二是吸收阶段。受到社会变化发展和语言使用者用语习惯及其使用心理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广学会时期《万国公报》中的新词语在后世的接受程度也存在一定差异。其中,音译词语由于表意不明确、音节形式较长等劣势被保留较少,在后世的发展演变中,往往会被构词理据性更强的意译词所替代;意译词语的淘汰与保留也表现为四个方面,即词形和指称对象同时被保留、词形和指称对象同时被淘汰、词形保留而指称对象被淘汰以及经过一定的词形改造来指称原有的指称对象。从中西文化和语言观的差异来看,新词语的形成和吸收过程及其结果说明,传教士在译制新词语时,既受到本民族文化元素和文化基底的影响,又一定程度上吸收了汉民族语言和文化成分;而在接受这些新词语时,汉语使用者又受到了本民族文化兼容并包精神和保守中庸心理的双重影响。此外,中西方在其不同哲学核心“道”与Logos的影响下,生成了各自不同的思维方式,即汉民族“天人合一”的整体性思维和西方“主客二分”的分析性思维,这使得二者在语言观念上有所不同:传教士追求表达的精准,语言上重形合;汉语使用者则追求“言不尽意”的表达效果,语言上重意合。广学会时期《万国公报》中的新词语承载着新事物、新概念和新思想,它们对晚清时期西方文化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汉语系统中相应的词汇空缺;新词语表现出汉语词汇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规律,如以偏正结构为主、复音化趋势以及词群化现象的产生等等。关于新词语的研究也对词典编纂和修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