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里,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中的一系列问题也愈来愈引起人们的关注。近年来,“三农”问题成为政府实践和学术研究的焦点。然而,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出路是什么?笔者认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在于解决农民问题。而农民收入又居于关键与核心的地位。与农民收入紧密相连的即是收入的来源问题。实证资料表明,农民的绝大多数收入来源于劳动收入。因此,劳动就业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关键要素。展开此类问题的研究就需要我们以一个恰当的视角对农民的劳动就业行为进行细致的研究。具体而言,中国农民的就业行为通常处在特定的社会经济转型的背景和一定的政策制度的约束之下。因此,全面深入地理解农民的就业和劳动力流动行为不仅仅需要单纯研究农民的就业行为本身,还需要将农民的行为放置在特定的政策约束下进行研究。基于上述认识,本文以农户家庭的分析为基础,从中国农户收入流增长及其来源的分析出发,围绕农户就业决策和劳动力流动这一重要现象,分析了改革以来中国农民就业行为的演变,农村劳动力流动行为的演变以及相应政策制度的演变规律及其特征。在此基础上,采用静态和动态两条分析路径,运用笔者在农村的实地调查资料和湖北农户跟踪调查资料重点研究了农户就业决策和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并细致地分析了政策约束下农户就业决策和劳动力流动的行为。本文的研究试图为进一步全面而深入地认识农民就业和政府行为及其政策提供基础信息。本文从理论层面回答了改革以来农民就业为什么会形成如此的理性行为,农户家庭的内生和外生就业决策机制是什么,政策制度以及其他经济社会因素如何影响着农民的就业和流动行为等问题。从实证层面回答了改革以来农民的就业行为如何,政策思路如何,未来的政策将需要如何完善以拓宽农民就业渠道,提升农民就业层次,持续提高农民收入等问题。全文共分为6章。第1章在描述本项研究的理论和现实背景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农户就业决策和劳动力流动行为的影响因素,以及政策对就业决策行为的约束。此后,对本领域研究的文献作出简要综述,并介绍了全文研究的思路、方法和实证数据。第2章提出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这一章首先对四组重要的概念进行界定,即:农户与农户家庭、就业决策与就业选择、劳动力流动与迁移、政策约束与制度约束。然后,提出本文的分析框架:芝加哥理论分析框架,本文的研究基于此框架却又不拘泥于这一基本框架。接下来则提出从静态和动态两条路径展开本文的研究。最后,提出了本文的基本假设。第3章重点以湖北农户调查资料为例分析了中国农户就业决策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第4章研究了中国农户劳动力流动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第5章将农户的就业决策和劳动力流动放在特定的政策约束下进行了详细地分析。第6章是本文的总体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本文运用大量的农户调查资料对农户家庭的就业决策和劳动力流动行为以及政策对其影响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细致地分析,论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研究视角的创新:本文的研究是基于农户家庭层面展开对农民就业决策和劳动力流动行为的分析。论文采用家庭整体效用最大化的行为分析框架研究了农户家庭内部劳动就业决策的内生机制。在此基础上,对农户之间社会互动的就业决策行为进行了探讨。全文以农户家庭层面为基础视角对农村劳动力就业和流动行为作出的研究与以往更多从宏观角度或者劳动力个体角度进行的研究文献具有极大的不同。(2)研究方法的创新:在实地调查的过程中笔者运用深度访谈法、个案调查法和焦点问题讨论法,并在具体的分析中更为清晰地考察了各种类型农户的劳动就业决策行为。在个案分析的同时本文利用横截面数据、跟踪调查的农户面板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对农户的就业决策和劳动力流动行为进行静态和动态的计量分析。尤其是采用了动态面板多元离散选择模型对农户的动态就业决策行为选择及其各种因素的影响进行了计量分析,这是国内首次运用此方法展开对农户动态就业决策行为的深入探索。在对政策约束的分析中,则采用了综合归纳的方法将影响农户就业决策行为和劳动力流动的政策进行了适当抽象和归纳,并分类进行了研究。从研究方法的总体上看,由上述方法综合形成的实证研究突破了以往在农村劳动力就业和流动行为研究领域集中于运用静态的实证分析方法的现状。(3)本文采用家庭经济行为分析的基本框架,首次对不同经济禀赋条件下的农户家庭劳动就业决策行为以及农户参与村庄互动博弈的机制进行了细致分析。研究认为:处于不同经济状况下的农户,其理性就业决策行为所表现出的外化行为特征不尽相同。针对不同的经济禀赋条件和行为特征,本文将农户的基本类型分为:生存压力型农户、效益追求型农户和经济发展型农户。此外,本文认为,农户家庭不仅仅涉及内部成员的分工分业,农户作为整体也参与了村庄社区的互动博弈。随着农户在村庄中相对经济地位的提高,家庭在村庄中与邻居的互动博弈收益(包括物质和非物质的综合收益)有所提高,家庭在从整体效用较低的情形逐步转换到效用较高的情形的过程中,其转换的机制也由“调整”和“追赶”变为“惯性”机制。(4)本文运用动态计量分析方法对中国农民就业行为特征产生了新的认识。本文认为,处于外部宏观环境变动中的农户经济组织是一个完整的经济系统。研究表明,农户家庭就业决策系统呈现出稳定的“状态依赖”特征。当前,中国农村已经形成了“农村就业两端刚性”的趋势。在农村就业行为取向的一端是具有很强乡土情结的以农业为生的农户家庭。这一类农户家庭在当前农村中的数量在减少,但他们确实比较稳定地存在着。他们的就业行为仍然保持往日的状态,行为变化非常小。在另一端,具有非农经营或者外出就业行为的农户在未来的就业行为选择中具有越来越强烈的“非农化”倾向。处于上述两端就业状态的农户非常多,处于中间状态的农户则相对少,因而形成了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刚性”特征。(5)首次开创性地运用社会乘数效应研究政策制度对农户就业决策行为影响的传导机制。通过对特定政策约束下农户就业决策行为影响机制的研究,揭示出政策的边际变化对单个农户就业决策和劳动力流动行为的影响程度。本文通过对农村中社会互动行为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解释政策因素如何在农村社区群体中进行渗透的理论。本文的研究表明:由于社会互动行为的影响,随着某个农户所处社区群体行为对其就业决策行为的影响越大,农户之间的联系越紧密,整个群体的社会乘数效应也越大,进而使得政策变动效应在整个社区成员之间相互渗透的力度越大,政策影响也就更为广泛。(6)首次从动态变迁的角度分析改革以来涉农的劳动就业政策的演变规律及其与农户就业决策行为变迁之间的互动演进关系。本文的研究表明了改革开放以来涉农的劳动就业政策制度的变迁呈现出三大规律:第一,尽管各个时期政府的具体政策措施针对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就业形势在不断地变化之中,然而每一个阶段的政策都至少在某一个方面沿袭了前一阶段的政策导向。第二,如果从总体的政策变迁趋势上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改革的深入,政府在对待农民“在农村内部非农就业”以及“到城市流动就业”两方面就业渠道的态度上较之以往都显得更为积极。第三,改革以来不断进行着的政策制度创新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过程,创新的强大动力首先来自农民。每一阶段的政策相应于农民的就业行为均做出了反应,但这种反应相对于农民就业行为来讲有所滞后。在政府政策与农民就业行为不断的互动演进中,农民的实践往往在先,随后,政府部门则对农民和其他社会主体的行为实践作出回应。最终,政府在宏观政策层面上将可能对他们的行为进行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