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卫生事件期间,政府作为信源需要为媒体和公众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而媒体作为信息流通的中介则需要准确地将这些信息传递给公众。新冠疫情期间出现的公众恐慌现象再次提醒我们需要关注重大社会风险背景下的由信息流通引发的风险放大现象,这为探讨我国媒体独特的风险放大情况了契机。同时,为反映疫情期间总体的信息流动,本研究尝试将议程构建理论引进风险放大研究中。因此,研究将从议程构建视角出发考察媒体的风险放大问题。研究从风险社会放大框架和议程构建理论中,推导出分析框架,并设定风险放大的判断标准。然后,以新冠疫情期间的媒体报道以及官方信源提供的信息补贴为研究对象,通过相关性系数确定两者议程是否相关,如若相关则按照分析框架比较相关内容占比,以确定媒体报道是否相较于信息补贴放大风险。研究发现,信息补贴议程显著地转移到媒体议程中,并且媒体在议题议程和关联网络议程方面放大了风险。对于风险放大,市场化媒体一定程度上高于党媒,新媒体也一定程度上高于传统媒体,并且风险放大情况在不同周期存在区别。研究还发现我国媒体在放大风险方面存在一些自己的特征:在不确定性特征和严重性特征方面都没有放大风险;党媒（精英报纸）没有放大风险;占比随关注度上升而提高的是行动框架和责任归属框架;在关联网络议程中,出现风险削弱后再被放大的过程。结果表明,官方信息补贴影响了媒体议程的构建,达到引导舆论的效果。因此,要重视官方信息补贴的议程构建作用。同时,研究认为,独特的新闻文化是我国媒体在放大风险方面呈现出来自己特征的主要原因。为避免风险被媒体放大,可以尝试从缩小记者和公共卫生官员对相关问题的认知差异入手。此外,媒体应该思考如何避免构建新闻所带来的风险,尤其是新媒体需更重视疫情信息传递的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