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的中共党内肃反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场“亲者痛,仇者快”的历史悲剧。从1930年开始,一直持续到长征结束,在短短六年时间里,有7万多名“AB团、2万多名“改组派”和6352名“社会民主党”被冤杀(这只是有名有姓的受害者,实际则更多),“肃反”运动、“扩红”运动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动摇了中国革命的根基,伤害了苏区人民的革命热情,迫使红军放弃了苦心经营多年根据地,走上了大范围战略转移的长征之路。肃反运动虽然是由王明极“左”路线指导下的中共中央发起的,但在整个过程中,受到了共产国际反“右派”政策的误导和苏联国内斗争思想的消极影响,在“宗派主义”、“唯成分论”、“血统论”的指导思想下,知识分子的“原罪”被无限放大,对担任党内重要职务的知识分子由“完全依赖”转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直至“肉体消灭”,仅从个人品德、领导机制上作解释,的确还不能令人信服。本文从社会心理学的一般原理出发,着重分析肃反运动直接指挥者的人格缺陷和政治品质,解析他们在危机环境下的变态反应,以此来说明肃反运动扩大化的复杂动因,也许能让这段令人困惑、百思不解的历史之谜,有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20世纪30年代的肃反运动给后人带来的思考是沉重,也是痛心的。它既没有公平、正义可言,又不符合中华民族的“人本”思想和“仁爱”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史上一次重大的历史挫折。这场历史悲剧告诉人们：只有搞清楚悲剧发生的原因,才能有效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只有建设好党内民主,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建构完善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党的领导体制才能从无序走向有序,从动刀流血的“剖腹产”变为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顺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