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中旬,华尔街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控股公司宣布申请破产,震惊全球,金融危机由此正式拉开帷幕。自从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尽管美国政府实施了多轮大规模的金融纾困和援助计划,但是美国金融市场的风险依然居高不下,信贷市场严重萎缩,导致当时以短期利率为主的传统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部分失灵。为了应对这种特殊情况,美联储推出了以“量化宽松,流动性援助”为特点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其中就包括于2008年11月推出具有最大影响力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现阶段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已实施4轮,其中第一轮和第二轮已经结束,第三轮和第四轮开始逐步退出。第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1购买了已经陷入破产边缘的房地美和房利美价值6000亿美元的债券。截至2010年3月第一轮量化宽松结束,美联储购买了1.25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3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和1750亿美元的机构证券,累计1.725万亿美元左右。2010年4月,由于美国的失业率依然停留在9.6%的高位,而希腊爆发了主权债务危机,使得全球的经济前景更加黯淡。在这种背景下,美联储于2010年11月份再次推出第二轮量化宽松QE2,美联储发货币购买财政部发行的长期债券,每个月购买额为750亿,直到2011年第二季度。为进一步刺激经济复苏和就业增长,2012年9月15日开始,美联储推出进一步量化宽松QE3。每月采购400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现有扭曲操作(0T)等维持不变,并将0-0.25%的超低利率的维持期限延长到2015年中。2012年12月12日,美联储宣布了第四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每月采购450亿美元国债,替代扭曲操作,加上第三轮量化宽松每月400亿美元的的宽松额度,联储每月资产采购额达到850亿美元,并用量化数据指标来明确超低利率期限。该政策目标是进一步支持经济复苏和劳工市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的一种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提供了三大传统货币政策工具——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和公开市场操作之外的政策工具选择。在经济衰退期间,短期名义利率接近于零,经济落入凯恩斯区间,出现流动性陷阱的特殊情况下,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传统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失效时的另一种选择。此时,中央银行通过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将大量的货币投放到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中。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充裕,可以防止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破产,避免造成金融市场系统性恐慌。同时可以缓解金融机构由于经济下滑,资金紧张而造成的信贷收缩对实体经济造成伤害。但是由于美联储采取以量化宽松为代表的一系列宽松货币政策,导致全球货币流动性泛滥。中国作为美国国债第一大持有国、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国、世界第一大进出口国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不论是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均会不可避免地要遭受巨大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我国上市公司的投资活动都与我国的汇率、货币供应量、物价水平、资产价格、货币政策等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可以通过以上多种途径综合影响到我国上市公司的投资活动。本文主要研究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和中国上市公司投资之间的关系。作为世界最大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经济体——美国,其货币政策会对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公司投资行为产生重大的影响。而作为应对金融危机,刺激美国经济复苏的非常规货币政策中最重要的措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会通过多种货币政策溢出效应传导渠道影响中国的宏观经济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并最终影响中国上市公司的内外部融资成本和投资机会。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溢出效应传导渠道主要有贸易产出渠道、汇率渠道、利率渠道、其他资产价格渠道、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渠道和政策渠道等。不论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溢出效应通过什么传导渠道对中国上市公司投资产生影响,其最终都会体现在中国上市公司投资机会以及内外部融资成本的变化。例如通过利率渠道会影响市场的实际利率,并进而影响中国上市公司的融资资金成本；而通过贸易产出渠道会直接影响中国的进出口,而对中国的产出造成影响,并最终影响中国上市公司的投资机会。然而本文的首要研究目标就是,在控制投资机会的前提下,基于微观的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来实证美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是否会影响中国上市公司的投资支出以及能否通过影响中国上市公司的外源融资约束程度来影响其资本性投资支出。本文的主要特色如下：首先,本文将微观经济范畴的融资约束对中国上市公司的影响,与宏观经济范畴的国际货币政策溢出效应影响中国上市公司投资的传导机制研究相协调。其次,本文采用中国上市公司的微观财务数据,检验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溢出效应对中国上市公司投资的影响。以前的研究主要使用宏观经济数据对全部公司投资总体进行研究,无法分析单独微观经济个体的不同差异。然而本文却是通过一千多家中国上市公司的微观财务数据直接分析美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通过融资约束渠道对中国上市公司投资的影响。能够直接检验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不同中国上市公司投资的冲击效果,为国际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理论提供了微观经济基础。最后,自从美国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后,国内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我国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经济层面,对我国经济主体——企业公司的影响分析还很少。另外经济政策对我国公司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内政策的分析,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国外重要经济体的政策变动对我国的企业公司的影响越来越大,然而这方面的研究也比较少。本文则将宏观的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研究与微观的公司投资研究相结合,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深,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元又处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位置,因此美联储作为事实上的世界中央银行,其货币政策具有非常显著的溢出效应。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在稳定国际金融市场,恢复国际贸易水平,促进各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同时,大量发行美元,美元币值相对贬值,导致全球流动性过剩,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不断上涨,引发其他国家输入性通货膨胀等负面影响。因此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通过利率渠道、汇率渠道、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渠道、其他资产价格渠道、贸易产出渠道和政策渠道等多种传导渠道对我国经济乃至我国上市公司的投资水平造成巨大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通过对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理论以及货币政策与公司投资、融资理论进行简要的分析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利用中国微观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研究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我国上市公司投资的直接综合影响；研究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不同融资约束下的中国上市公司投资的影响；研究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通过融资约束对中国上市公司的投资影响。基于研究结果发现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总体上对我国上市公司的投资水平具有正向刺激作用；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不同融资约束下的中国上市公司投资水平的影响效果具有显著差异,较高的融资约束程度会削弱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我国上市公司投资水平的刺激效果；验证了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可以通过融资约束来影响中国上市公司的投资水平,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减轻了中国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程度,从而缓解了融资约束对中国上市公司投资水平的抑制,从而最终刺激了中国上市公司的投资。随着美国经济的缓慢复苏好转,美国就业率的不断回升,美联储开始逐步退出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从2014年1月份开始,美联储将把每个月的债券购买规模缩减100亿美元。因此,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逐步退出会对我国上市公司的投资水平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并且可能会加重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程度。因此,我国应当未雨绸缪采取积极措施应对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