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道德已然构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的主体道德，但究竟应当如何建设公民道德？公民道德建设的路径在哪里？诸如此类的问题还颇具争议。内在的品性修养和外在的制度安排构成公民道德建设两大基本方式。就一定意义上说，外在的制度安排比内在的品性修养更为重要，因为制度安排为公民个体道德建设提供行为规范和价值评判标准等诸方面的基础性支持。一个社会，如果它的制度出现不合理、不正义、不道德，则公民道德建设就会出现价值取向上的混乱，个体行为就会无所适从。罗尔斯把离开制度谈论个人道德比作是行使牧师的职责，即使一个人可以做到对道德原则的真诚相信和虔心践行，那他也不过只是一个好牧师。个体的恶并不会造成整个民族的不幸，唯有不完善的法律制度才会带来民族的不幸。真正意义上的道德存在于合理的制度环境中。爱尔维修也曾提到，当人们处于可以从恶行中获得好处的制度中，劝人从善的努力只能是徒劳的。邓小平也曾说过：“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可见，实现公民道德建设的前提必然是社会制度合伦理性的正义安排，一个理想的道德社会不容许用不正义的伦理制度体系去要求公民个体提升其道德水准。制度规范转化为道德规范之所以可能，必须建立在合理的制度安排的基础之上。通过完善制度安排以推进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不仅有其必要性，而且有其可行性。我们应采取可操作的规范、科学的方式、知行统一的途径，保障当前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健康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