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层出不穷的带有左翼倾向的文学期刊相对,《骆驼草》在北平的出现自有其独特的意义。本文试图从历史文化语境、作家的思想体验,以及《骆驼草》本身的文学实践中,进一步发掘当时历史语境下属于《骆驼草》个体的独特性,发掘《骆驼草》所引领的文学、文化现象给予我们的文学史启示。《骆驼草》周刊是现代文学史上继《语丝》之后又一个以散文创作为主的综合类文学期刊。《骆驼草》的创刊及其文学立场的确立受到了多种因素的影响:北平传统文化氛围的浸润,文化中心南移之后北平文坛的沉闷、以及随之而来的平静超然的生存空间,革命文学兴起的刺激等等。《骆驼草》的创刊标志着1926年以后在周作人身边形成的文学集体在30年代初文坛的第一次公开露面,与革命文学相对,他们鲜明地表现出了一种自由主义文学倾向:反对把文学当作批判政治的工具,主张文学“言志论”,极力维护文学的纯粹与独立,同时以其创作实践支持这一理论呼声。周作人的小品文在冲淡闲适的背后寄寓着一种探寻最适合于自然人性的文化方式的努力;废名的小说将力求表达与现实对立的内心世界的真实,以及人类对幻想、永恒与美的思索;梁遇春的散文于种种矛盾之中寻找人生的意义与生命的本质,处处闪烁着思辨的睿智的光彩;徐祖正的理论文章为革命文学提出建设性的建议与批评,同时鲜明地表现自己的文学主张:文学只能是文学,这是不可更改的信仰。《骆驼草》同人的文学创作具有明显的“向内转”的倾向,其核心都是回归到文学本身,并从中寄寓超越时代现实的文学理想与文化理想。这并非完全遁世的,而是以自己独立的存在超然于“革命”与“不革命”的二元对立之外,建立自我文学趣味、文化建构的“言说平台”,试图以一种文化的和审美的方式来介入文学,于政治化、商业化之外,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出路做出一次新的探索。《骆驼草》并非完全自觉地引领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以京派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文学思潮。这种文学现象是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中文学受到政治等外力干涉和挤压时所出现的必然反应,虽然自由主义文学思潮在当时乃至以后近半个世纪都一直受到压抑和批判,但是它所坚守的“文学的自由与红尘的超脱”都一直作为一股潜流始终伴随着文学发展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