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对现代社会的“理性主义”进行了深刻的考察,在其不同领域的研究中都贯穿了对于理性化的分析。本文主要选取了他在法律社会学、支配社会学、经济社会史的相关论述进行重点梳理和考察。韦伯在看到理性化作为现代性的一个显著性特征的同时,也同时看到了理性化所带来的意义丧失和自由丧失的风险,亦即韦伯著名的“理性的牢笼”问题。英格兰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发源地,始终处于韦伯诸研究领域的比较视野之下,笔者认为英国的法律、行政管理的模式、经济社会的状况与韦伯的概念研究和理论分析皆形成了一种具有启发意义的对勘。在韦伯的法律社会学中,他观察到了英格兰法律的反形式主义特征。在韦伯的支配社会学中,他观察到了英格兰法律的显贵行政特征。在韦伯的经济社会史中,他看到了英格兰特殊的乡村政治特征。笔者试图说明这些英格兰所呈现出来的特殊情况又都为英格兰保留下了自由的基因和种子。在上述三个领域的比较研究下,英格兰的特殊情况似乎并不能准确符合韦伯建构的概念体系和理论框架。本文致力于以梳理韦伯文本中的相关比较论述为基础,并结合部分具有共同问题意识和理论关切的思想家的研究分析,尝试以英国为例,对韦伯的“理性化牢笼”下的自由丧失问题提供一些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