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户逃亡是中国古代常见的历史现象,一直以来是各朝统治者关注的重点。宋代因相比他朝多灾荒、多战乱、重赋役这些独特的历史环境因素,逃户问题尤为突出。约占六成的下层主户是宋代逃户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个阶层的民户不仅要缴纳夏秋两税和其它变相赋税,而且还承担着大量的徭役,生存状况极其恶劣艰难。逃户脱籍之后,或依附于富户成为佃客,或从事工商以维持生计,或铤而走险落草为寇。民户人口的隐匿,致使国家在籍人口大量减少,赋税徭役无从征发,增加了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严重威胁着两宋政权的稳定。从《宋会要辑稿》“食货”类的逃移部分所辑录的诏令和奏疏中可以看出,灾荒、战乱及繁重的赋役是宋代出现大规模逃户现象的主要原因,而且逃户问题最为集中的地域多发于两浙路、淮南路、江南东路等,大体就是今华北、华中等人口稠密地区。针对逃户问题的严重性,宋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应对之策,对逃民及时进行安抚,解决温饱；招抚其返回原籍；一定期限内保护逃民田产；令其就地附籍,分类安置归业。这反映出宋代的社会福利与救济制度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上已处于完善阶段。与此同时,宋政府为避免逃户数量的扩大,出台诸多法令用以控制脱漏逃亡,打击冒充逃户骗取优待的行为,并且将户口增减情况纳入地方官吏的考核项目,同时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也逐渐放开对官庄客户的人身约束。这些严密的法令以法律角度规范了民户的逃移行为,其独有的强制性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逃户问题的蔓延,与其它安抚性政策互为补充,共同组成了宋代对于人口管理与逃亡控制的政治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