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是社会大动荡、民族大融合的时代,在统治者兼收并蓄的政策下,出现了儒释道多元文化共存的局面。佛教在北朝社会盛行传播,北魏孝文帝时期佛教义学兴起,儒家思想和佛教相互会通融合。由于北朝对佛教的利用政策和佛教对政权的依附,北朝翻译的佛教经典多出于为现实服务的目的,所以在女主政治的背景下,对女性成佛持肯定态度的大乘经典广泛流行,这对女性信仰佛教具有鼓励意义。本文试图从北朝女性群体内部阶层差异的角度,分析皇后妃嫔、士族女性和平民女性等不同女性群体与佛教的关系,并对其中的典型现象给予符合历史时代背景的诠释,以此探究佛教对北朝女性生活和北朝社会的影响。北朝后妃出家现象颇为引人注目,据统计有17位皇后出家为尼,如果再算上其他妃嫔,数量更多。这些出家的后妃有“守贞”之意,也有由“受罚”、“失势”所致,还有“委曲求全”和“明哲保身”之计掺杂其中,几乎没有一个是为了探究佛理而出家的。比丘尼戒的粗食、节食、禁食美食,素朴无华的形象要求,严格防范情欲的男女之限,减少睡眠等断欲苦修的规范塑造出了自我克制、贞节高尚的新的女性形象,因而出家成为守贞皇后的选择。出家为尼是一个从世俗社会到神圣的宗教世界的过程,修持戒律需要忍受巨大的精神和身体上的痛苦,因此使后妃出家又成为一种惩罚手段。这种比丘尼身份全新功能的出现与北朝的政权与佛教的关系、女性在宗教信仰中的边缘化及社会对女性角色规范的加强等有关。虽然北朝后妃与人私通、宫廷淫秽之事时有发生,但总体上儒家的妇德女贞观念已渗透到鲜卑统治者的理念中,在帝崩、帝废、国亡之时,安置后妃出家守节逐渐成为惯例和制度,佛教成为父权制社会控制女性的新工具。士族女性因为特殊的阶层身份,一般以相对理性的态度接受佛教。虽然北朝社会对理想女性形象的期待仍是具备儒家四德、六行之美,但佛教已经开始成为彰显女性美好品行的新元素。作为一种深奥复杂的哲学理论,阅读佛经成为女性才华横溢的象征;由于独特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使妙解因果的女性拥有了感悟人生真谛的智慧等;表现慈悲善良的布施之举和柔顺精勤的忍辱精进亦符合儒家妇德标准。另外,北朝士族孀居女性奉佛成为明志守节的一种标志,使本身就是道德高尚之举的行为又增加了宗教的神圣色彩。北朝统治者倡导实行三年丧制,儒家对女性伦理道德规范的日益强化,和类似断欲苦修的居丧生活培养起的孀妇的宗教性,及因持戒而展现出的崇高性等因素共同推动她们走向佛教。进入北朝士族女性生活的佛教,并未实质性地改变其生活轨迹,作为一种辅助因素,佛教进一步强化了儒家伦理下的士族女性理想品行。社会动荡的北朝时期,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因此宣扬因果业报,福报轮回思想的佛教在民间得到广泛传播。在北朝民众的观念中,佛是一位大神,与之相关的佛经、佛像等都具有神圣性,都是民众的崇拜对象。平民女性是佛教信仰的重要力量,她们积极参加写经、诵经、持戒、斋戒、造像等易于实践的佛教活动。其中女性的造像活动最为突出,她们或者个人单独造像,或者与丈夫一起以家庭为单位造像,或者与志同道合者结成佛社组织造像。虽然北朝平民女性借助于自己纺织工作带来的经济主动性,活跃于各种形式的佛教活动中,但主要不是为了自己,儒家伦理下的家庭生活仍是她们的重心所在,多种形式的崇佛活动主要是为家庭、亲人祈福的方式和手段。不过,在客观上,大乘佛教解脱上的男女平等思想,使得妇女在关注家庭的同时也关注自己的来世福祉,佛教使平民女性自我意识萌发,精神生活得到拓展,社会活动内容和范围得以扩大。北朝时期,各个阶层的女性佛教活动大体相似,但处于父权制社会的她们,在佛教信仰中都有被边缘化的倾向,她们不能脱离社会文化和家庭家族的需要,去追求个人的精神解脱。北朝女性的佛教活动体现出了浓厚的伦理道德色彩,并交织着女性的情感因素,深刻地展现了在儒家伦理文化下,女性以家庭和生活为中心的社会角色期待。但佛教又以不同的方式介入北朝后妃、士族女性和平民女性的生活,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北朝后妃出家和士族女性为提升妇德而奉佛的现象延续后世,尤其随着儒家女性伦理的不断强化,持戒守志成为孀妇美德的重要体现,这种现象持续千年而稳定不变。北朝时期,作为同样是限制束缚的两种规范,儒家礼制和佛教戒律的结合深刻地影响着各个阶层的女性生活,女性参与佛教活动也影响着佛教女性文化的发展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