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后,世界各国一度指责中国是一个没有人权的国家,作为人权体系中的核心权利——生存权更是鲜有关注。生存权一词看似陌生,在我国《宪法》中并没有此项权利的规定,与我们熟知的劳动权、受教育权、社会保障权相比,生存权似乎与民生相离甚远。1991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将生存权作为人权体系中的重要一员拉入中国人的视角。在人权状况白皮书中,中国第一次提出生存权是中国的首要人权,同时这一点也明确了生存权在我国人权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学界有关生存权的研究无论是理论层面或是实践方面都不完善。国内学者对于生存权的研究大都是理论研究,从生存权的历史发展和生存权概念、性质、特征等方面对生存权进行研究,多数学者的观点人云亦云,研究成果寥寥无几。学界对于如何界定生存权的含义尚未达成统一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是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定义生存权,但是无论怎样表述,核心就是保障公民的最低生活水准。国内部分学者提出了生存权入宪的建议,但是时至今日生存权仍然没有出现在《宪法》中,对此,笔者并没用过多笔墨论述这一问题,生存权入宪与否不是至关重要的,现实生活中公民还有哪些方面被忽视,没有得到切实保护,探索如何保护公民生存权才是重中之重。还有部分学者着力研究生命权的相关理论,由于生命权是生存权的基础内容,生存权的前提就是生命的自然延续,故而研究生命权理论对于生存权理论的进一步探索有极为深远的意义,国内最具代表学者是上官丕亮教授,他曾经发表过《论宪法上的生命权》、《生命权宪法保障的理论基础研究》、《生命权的宪法保障》等文章,其提出的堕胎、安乐死、克隆人、死刑存废等对于为生命权法律保障提出了新的思考方式。山东大学的徐显明教授对生存权理论有较深入研究,在上世纪90年代就提出了生存权的现代内容,与历史上的生存权相比,面临当今时代发展而产生的新问题,现代生存权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和内容,如温饱问题解决之后人们追求生活质量的提高,生存权的进一步发展;由于快速发展而产生的生态环境乃至危机人类生命健康以及反向抑制经济发展等问题。本文借鉴了徐教授对生存权内容的划分,形成了新的公民生存权内容体系。国外学者对生存权理论研究成果最显著,被国内学者引述最多的就是日本学者大须贺明教授,他的代表作《生存权论》对生存权的历史研究、比较和实证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研究的最佳方式,其提出的将生存权作为具体权利为探索如何保护公民生存权开辟了新的路径,将公民生存权的法律保护进一步与现实拉近。近年来,中国社会由于市场经济制度转型的变革、社会分层的明晰化,经济的快速发展给生态环境带来巨大压力,使得生存权无论在对自然个体的身心健康亦或是社会各阶层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影响日益突出。当公民生存权遭到威胁时,更在反复检验着目前国家宪政的合法性；而当国家的独立和生存成为问题时,人民的生存也难有保障。这些问题最终落脚到我国的生存权法律体系上。我国公民生存权法律体系尚未建立,主要由于我国生存权理论体系尚不完善,在缺乏理论架构的情况下,谈论法律体系的建立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对于公民生存权立法保障方面主要借鉴国外的三种立法模式,探索出一种适合我国的现阶段公民生存权状况的立法模式。另外,笔者提出了公民生存权这一概念,将生存权具体国家权力保护到的社会权利。公民生存权的限定将生存权与生命权的概念明显区别开来,避免了长久以来生存权与生命权理论的混淆。借鉴国内宪法学教材的分类,将生命权、财产权、环境权、发展权、社会保障权等权利纳入到公民生存权的内容中,并在公民生存权保护建议中提出了公民生存权项下权利保护,将公民生存权按照其内容分类为具体权利,分项完善公民的基本权利,以期开辟一条新的公民生存权保护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