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健康中国战略落地的基础,医药行业既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也是同我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关联最密切的行业之一。近年来,政府推行“4+7带量采购”试点并推行地方和全国性的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对医药企业的经营和市场环境产生深远影响,同时也造成监管视角下医药企业信用风险内涵的多样化和评价的复杂化:一方面,带量采购政策对医药企业原有的偿债信用风险形成了新的路径;另一方面,带量采购政策扩充了医药企业信用风险的内容,产生了以中标后未按规定供应产品为表现形式的集采信用风险。因而形成了医药行业的整体信用风险内涵和适用评价维度的更新与发展。本文结合经济学理论和现实情况分析带量采购下医药企业的信用风险来源。将医药企业信用风险分为偿债违约风险和集采违约风险两种表现形式,并基于此选择模型、样本和指标维度,以建立能涵盖该新政策下医药企业整体信用风险的综合性评价模型。本文选择了100家我国医药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包含76个无风险样本和24个有风险样本,有风险样本包括偿债风险样本和集采风险样本各12个。本文使用样本在2015-2019年的数据,使用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本文还对相同样本使用KMV模型作为对比检验方法以进一步验证logistic模型的效果。结果显示,医药企业信用风险水平可以被经营状况、违规与纠纷情况、供应链集中度、研发投入情况的相关指标显著且有效的衡量,这些指标主要反映了企业的营收和盈利能力、规模扩张能力、守法意识和纠纷处理能力、供应链合作关系强度和稳定性、研发创新能力,医药企业上述能力越强则信用风险越低。KMV模型只能识别信用风险中偿债风险的部分而不能识别集采风险的部分,而logistic模型对这两种细分风险都能显著识别,尤其是显著提高了对集采风险的识别效果,因而其整体风险识别效果显著优于KMV模型。结果进一步表明,偿债风险可以被经营状况、违规与纠纷情况、研发创新的维度有效识别,而集采风险可以被经营状况、违规与纠纷情况、研发创新以及供应链情况的维度有效识别。带量采购政策下,医药企业整体信用风险的内涵和风险来源更加多样化,仅从资本市场的角度衡量效果不足,应综合考虑偿债和集采风险,建立多元化综合性评价体系,从而达到对整体信用风险更有效的评价。基于分析与结论,本文从政府监管政策、医药企业发展、信用评价模型应用三个维度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