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属于我国群体性事件中一个特殊的类型，它的形成、爆发和平息，不仅与我国社会转型期的经济结构有直接关联，又与我国独特的治理模式直接相关，还与我国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心理息息相关。因此深入研究这类冲突现象不但有着深刻的理论意义，而且还赋予时代更重大的现实意义。　　 “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是一个复杂的政治、社会问题，研究涉及方面十分广泛，因此研究不能局限于某个学科范围，就此类事件从政治合法性理论视角出发，无疑是把“无直接利益冲突”纳入到具有更广阔研究意义的空间。　　 首先，本文把改革开放30年以来所发生的“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作统计分析，从发生事件的数量、时间来看，得出我国此类事件发生的数量先上升、再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从类型变化上看，弱势群体的抗争大于社区资源动员，劳资纠纷逐年递增，从事件的地域和规模上看，“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的发生与该区域城市化规模有较大关联。　　 其次，从社会阶层分析，“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的参与者是处于社会“中下层”或“下层”，与其他阶层相比收入差距大，社会在整体上是贫富分化严重的，各阶层存在利益冲突，不断生成新的“相对剥夺感”，在具有相似经验社会成员的情绪主导下，逐渐形成拥有共同行动情感基础的群体，在某个不确定的因素刺激下必然导致集体抗争的结果。　　 第三，从“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的背景上分析，“国家—社会”关系决定了“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发生、发展的逻辑，国家对社会、个人掌控的权力与个人自由发展的权利，在缺乏社会对国家权力制衡的制度下，往往引发个人、国家两者围绕政治统治合法性的焦点展开对抗，其演变秩序为:社会空间、制度认可、社会情感、目标选择的四个环节。　　 第四，通过文中“石首事件”、“东阳画水村事件”、“厦门散步事件”等案例的比较分析，看出了国家使用权力，推动着社会经济发展、制度建设来重构执政基础，而对抗者试图通过政治伦理规范，按要求改变既有权力的政治设定，在缺少对话协商的机制下，单方面的行动会引发更大规模的冲突。　　 为有效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西方国家对类似的事件处理上，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例如，政治上开放和包容，法律上赋予抗议多渠道的机制，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整套的突发事件处理机制。但是，我们不能完全照抄西方国家的做法，必须构建我们的治理模式。　　 结合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的可行性对策为:—是建立科学的危机应急体制，根据我国“一案三机制”的特点，建立符合国情的统一指挥和快速联动的应急机制;二是建立广泛的社会协商与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包括加快完善政治协商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建立健全信访制度，建设法制政府。三是关注底层“民生”，树立民众对社会发展的信心，主要做法是扩大就业，增加社会流动的平等机会，调控房价回归理性涨跌;四是完善社会救助政策，坚持社会救助的公平原则，确立城乡衔接的社会保险制度;五是规范秩序一权威，重点建立法治权威，构建完善的权力道德评价体系;六是发展市民社会，塑造民主价值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进而实现社会协调发展彻底消除“无直接利益冲突”。七是构建和谐家庭，国家可以通过实施各种法律、政策来引导社会家庭的建设，规范和约束个人的行为，构成稳定的个人—家庭—国家的关系，并通过个人—家庭的关系的操作，缓解国家—个人之间的各种紧张和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