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崛起,然而,粗放式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众多环境和社会问题,经济与环境社会共同可持续的发展开始成为了热点话题。在党“构建和谐社会”思想的指导下,我国上市公司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推进者,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被赋予厚望。政府相继出台政策法规,鼓励公司主动披露社会责任履责情况;2008年,上交所深交所先后出台相关规定,强制要求部分上市公司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社会责任由最初的被鼓励披露到被强制披露,体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同时也引发了众多学者的兴趣。本文以2008年强制性企业社会责任披露为制度背景,通过准自然实验的双重差分法,探讨了该政策对公司现金股利支付水平的影响。文章从信号理论出发,从理论上分析了强制性企业社会责任披露对公司现金股利支付的可能影响机制,并提出相应假设。进一步,基于2006-2010年(剔除政策年度200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采用两种DID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回归结果显示,社会责任强制性披露显著降低了公司股利支付水平,在经过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仍成立。文章还发现,被强制要求披露的公司在政策之后分析师关注度显著提升,且分析师提升较多的公司,强制披露对股利的减少效应更显著;进一步分组检验发现,强制性披露对现金股利的减少作用仅存在于高成长公司、独立董事占比较低的公司以及国有上市公司中。文章研究发现,强制性社会责任披露通过提高分析师的关注度,改善了公司的信息环境,而信息环境的改善,使得股利降低信息不对称水平的信号作用被削弱,进而导致公司股利支付水平下降。当公司处于高成长期,需要大量投资资金时,该效应尤为明显;此外,对于独立董事占比低以及国有上市公司,原有的信息透明度较低,强制性披露对信息环境改善的效果更加明显,对股利信号的削减效应也更加明显,最终表现为现金股利支付水平的显著降低。